王明圣／黄牛票该不该罚？
文／王明圣每逢年节特别是花东地区的火车票一票难求，于是就有黄牛票的出现，热门演唱会门票被秒杀，于是也有黄牛票出现，热门的棒球赛事，也会听到有黄牛票出现。讲到黄牛大家总是咬牙切齿，黄牛在一旁加价卖票，多数人都说该罚。
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去看，需求演唱会票的人，愿意用更高的价格去跟黄牛们购买，这是基础的供需理论，但为什么卖黄牛票就该被罚，而嘉义福义轩手工蛋卷排队人很多，也有黄牛加价出售，就不被罚?
我们习以为常的知识，常常不一定是真正的知识。我基本上相信，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的《真理》，只要是你相信的就是真理。但即使对一个现象彼此有不同的认定，倒是都值得提出来讨论各种不同的依据。
群众是盲目的，但究竟是我们普遍的认知，黄牛票是错误吗?
黄牛票简单来讲，就是把票(车票/演唱会票/门票….各种票)，卖给想要买而且愿意出更高价格去买的人。他把数量有限的票，整体卖出的金额，比按照票面的价格跟数量算出总额，还要更高金额。也就是在企业里面常说: don’t leave money on the table，黄牛们把所有票能够榨出的钱，通通榨出来。
举例来说，原本一场演唱会按照票面500元，共1万张，可以卖500万。但由于秒杀，慢的人买不到。于是黄牛们用600元，卖了1000张，多出了10万元，等于这演唱会的总票房是可以达到510万。黄牛票的存在，只是把这总票房，拉回它原本应该就要有的金额。
这是个经济学入门都知道的概念，需求跟供给关系，虽然价格被提高，但有人需求也有人供给，银货两讫各取所需。
但为什么这样却犯法了呢?
我记得刚开始学经济学的时候，是在上MBA前两堂课，会计跟经济是基础的头两科目。我是完全没有经济学基础，从头学起。但教课的教授非常的棒，每堂课写满整个黑板，擦了又写，讲解非常的清楚，而且举出许多实例，我还记得有个例子是解释为何游乐园是入门买票，而不是分开每次玩游戏再买票。
总之，虽然有很多复杂理论，但教授很强讲解又清楚，同学们都读得很有兴致，下了课之后聚在一起，看到或谈论到某件事情，大伙儿还会互相争辩用经济学的理论要怎样来解释这现象。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养成了看到现象就想办法要去找依据来解释的习惯。
就在这初学经济学的阶段，有个训练对我影响很大，就是透过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人们的行为，基本上用三种方式就可含括: 人们是自私，人们追求高获利，人们追求低风险。透过这基础经济学方式，的确可以解释很多我们看到的现象。
这是在上MBA的第二堂课，等上越多的课，才发现原来芝加哥商学院，基本上把每门课都变成了经济学的课，连Marketing这种应该很活用的课程，也是一堆的模型跟算数字。这点就好像去史丹佛大学，会把每门课都变成startup课程一样的道理。Anyway，这种经济学核心的训练，让我们看到问题就去想怎么分析。
商学院的人都是谈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市场是有效率的，自然会找到价格跟供给的平衡(是的, 黄牛票就是如此)。后来接触的人越来越多，看的现象越多，读的书种类也越加广泛，我慢慢发现，用经济利益最大化模式分析，似乎没办法解释许多我看到的现象。
举个例子好了，等我老了之后接受医疗服务金额会增加，但从经济利益最大化来看，把医疗成本用在我老了那时候身上，不如把它用在只有20岁的年轻人身上，因为我即使康复后，我对社会后续产生的经济价值，没有20岁的年轻人往后来得多。但人又是自私的，所以我可不想这社会都套用这种利益最大化模型，让我老了之后找不到地方看病。
从上面这例子，可以明白，还有《人道主义》这思考没有被包括进来。你可以了解，人类的运作除了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也需要考量人道主义因素。于是我开始看一些社会学的书，了解这些在商业界相对陌生，但却是社会运作重要环节的知识。
在学术界把经济学加上社会学，就称为Economic sociology (经济社会学)。清大彭明辉教授的部落格，就有一篇提到靠经济学家解决产业问题？难！
虽然彭教授的文章谈的是高等教育跟产业界的问题，但从该文这段说了：
出生于英国且毕业于牛津的经济学家 Kenneth E. Boulding 生前一再强调经济学与社会学必须整合为一个完整而不可分的学科
所以经济学跟社会学要都接触，看问题才能够更全面。但是经济学毕竟是能赚钱适合现代商业化社会，所以读的人很多，不但博士学者等专业学术界人才众多，就算一般学生也有可能被要求修门经济学，就如同我在MBA课程一定必修。所以就算没有知识，也有常识，可以说出经济学的基础供需原理。
但是社会学是门不赚钱的学科(相对经济学)，读懂社会学对怎么投资股票，财务金融操作完全没有帮助(读经济学也不一定懂就是了)，一般学生在求学过程，除非真的是社会科学院系，不然还真没机会去选读社会学的课程。就如同不懂经济学都能说出有供需原理这回事，但没读过社会学，能说出个社会学的基础吗? 是三民主义? 还是马克思主义? 主权在民? 人权?…….. ok, 你能够明白，我对社会学了解非常薄弱。我只知道，看问题似乎除了经济学之外，需要考量社会学的因素。
前述谈经济学跟社会学，是在谈我们看到这黄牛票，它演申出背后的一些逻辑，看问题不能只看表面，每个事情都有它的原因，只是我们不一定知道而已。而透过更广泛的方式去理解问题，就可以比较不被现象所束缚。
拉回场景到黄牛票问题，为何只有票卷类的黄牛会被处罚，嘉义福义轩手工蛋卷排队人很多，旁边就有人买来之后加价卖给不想排的人，这也是黄牛，为何不罚?
中华电信开办iPhone5，它用预约方式办理，先拿预约卷之后慢慢领货。大家都想提早拿到iPhone5，所以网上也有人加价在卖预约卷，这也是黄牛，为何不罚?
任何商品货服务只要是想得到的人，比能够供应的数量少，都可以有利差的空间，产生套利机会，这就是黄牛们的机会。但为什么法律只处罚黄牛”票”？
台铁的票全年都在卖，但只有重大年节假日，会出现黄牛票。演唱会一整年到头都有，但只有特定热门歌手的演唱会，会出现黄牛票。职棒比赛同样是全年都有，但也只有特定热门比赛，会有黄牛票。
所有票卷的性质，都是它贩售一个特定时间的某种特定服务，而这服务的数量是有限而且事先固定无法更改。
例如，你想要除夕前一天回台东的家，但是除夕前的票全部卖光，但是除夕之后票剩下很多，你要不要? 你想买票给爸妈参加江蕙演唱会，总共只有几个场次全部秒杀卖完，但另外还有小咖的阿蕙跟阿兰也开演唱会，而且票很多，你要不要买?
众多消费者去秒杀这些票卷，抢的就是在特定时间的特定稀缺物资(服务)。对主办方来说，这些特定时间的稀缺物资(服务)，如果没有卖出，那同样损失该有的收入。就像航空公司飞机起飞后，即使有空位，这些空位对航空公司收入也没有意义了，但即使没有人坐，这飞行的服务同样提供给这些空的椅子。同样的，演唱会开始了，即使有空位，这些空椅子依然在现场，但主办单位就承受了收入机会的损失。
福义轩的手工蛋卷排队很长，同样也有黄牛，但这些黄牛所加价卖的手工蛋卷，并不是特定时间限量的稀有物资，也就是说今天没买到，明天再来仍然有这完全一样的蛋卷。这跟棒球比赛不同，今天职棒总冠军赛没买到，明天来买票换成另一场友谊赛，这是完全不同的比赛。
中华电信的iPhone5预约卷也同样，虽然也是稀缺物资，但差别只在于早拿到晚拿到，而不管早拿或晚拿，拿到的iPhone5是相同。即使是全球手工限量生产的名牌皮包，有人买来加价上网去卖，这也同样是黄牛，但这皮包本质仍然不是个特定时间点限量的稀有物资，跟票券如果没有在该场次使用之后就无效，这两者的限量意义上不同。
所以即使是热门的排队商品，但它并非特定时间的限量稀缺资源，也就不会归类于黄牛的行为而受罚。
▲职棒总冠军赛球迷。 (图／记者徐文彬摄）
既然有黄牛票会出现，那就代表了这票的真正价值，是超出它的面额，那主办单位为何明知可以提高票价，达到这票真正的经济价值，但为何不提高票价呢?
从上段介绍中你知道，这些票所提供的是个限时限量的稀缺资源，有可能订的票价低于购买者预期，所以造成抢购而有黄牛票出现，代表主办单位少收了消费者真正愿意花的钱，消费者愿意多花的钱被黄牛赚走。
但如果主办单位提高票价，倘若是造成一个负面效果，消费者反而不买了，主办单位就面临有空的票卷卖不出，而一过了这票卷的使用时间，这票的价值就为零，主办单位面临能赚的钱反而赚不到。
以职棒比赛来说，每场比赛都有固定的票价，主办单位有可能总冠军赛票价稍高，但不可能一看这两队人气特旺，球迷很多，于是一口气把票价拉很高，反正球迷还是会买。但如果这提价的动作被球迷反弹，球迷生气反而不买了，球团反而受到更大的经济损失。
演唱会的票也同样，虽然演唱会不像职棒比赛，有固定票价可依循，但仍然会依照目标消费群众，订出从低到高可以被接受的票价。如果报存想赚更多钱之心，觉得这是大牌表演一定会被秒杀，一口气提高价格，同样可能遭受歌迷抵制，反而更大损失。所以不如订出一个消费者可以接受，同时主办单位合理获利的票价，而不要去冒险拉高票价反而卖不完票，造成损失。
所以这些主办单位，虽然明知票会被抢光，但却宁愿依照原有价格结构，就是在拉高价格但有可能卖不完，跟维持合理票价但被秒杀(潜在额外获利让黄牛赚走)，两者之间的平衡。对演唱会主办单位来说，塑造门票被秒杀歌迷疯狂买票，所获得的媒体广告宣传效益，远高于提高票价，剩很多空位，媒体于是报导某某演唱会票房稀落(听起来像过气歌星)。
对年节假期的火车票，由于票价都是政府规定的固定价格，不存在能够主动提高票价问题。但假设这弹性提高票价是可以允许的，那为何不提高票价，回归到经济学的供应跟需求，让愿意付高价的人获得车票?
回到经济学供需的解释，价格升高需求就会下降，称为需求弹性demand elasticity，以中文翻译称为弹性需求可能更适合中文语义。但如果价格提高需求仍不会降下来，称刚性需求demand inelasticity。(中文翻译称刚性需求为中国大陆用法，但颇适切)
典型的刚性需求就是房地产，即使价格一再飙高，但是人们就是有居住的需求，价格升高仍然持续有需求。
过年前东部干线的火车票同样也是刚性需求。在北部工作的台东花莲子弟们，过年要回家替代方案少，没有什么长途客运从台北到台东，若自己开车要翻山越岭苏花公路还不一定通，飞机票座位很有限而且价格高。火车票成了唯一价格可负担，而且安全跟可掌握确定回家时间。
这样的刚性需求，可以知道即使把火车票价提高30%，花东子弟仍然要忍痛去买，有限的火车列次座位很可能依然会全部卖光。那么票价就再提高到50%，于是就有人宁愿年夜饭自己窝在家里吃便利商店便当，也不买票回家了，也有人因为火车票价太贵您可翻山越岭自己开车，也有人就去买飞机票，因此飞机会加开很多班次。于是火车的座位就空出来了，但即使有空出来，对台铁来说拉高到50%票价，整体的营收仍然比用原本票价但被抢空，赚了更多钱。
对刚性需求并不是让市场自由去决定价格就好，由于这是人们的必需品(即使不是生命必需)，因此如果放任价格无限上涨，就会引发社会跟政治问题。例如房地产价格太高，年轻人买不起，引发对政府的不满，对政府首长会产生政治压力，逼迫要去解决。或者是高房价年轻人就难以结婚生小孩，人口成长若明显减缓跟负成长，劳动力会不足经济体便会停滞。又例如，如果因为火车票提高50%，导致很多买不起票的人，除夕夜窝在台北的出租小房间里面吃便利商店便当，痛恨不公平引起反社会人格，也对社会是潜在的问题。
对刚性需求政府都会透过管制方法，不能放任市场经济主导价格。先不谈论这些管制有没有效力，但政府迫于政治、社会压力，都是必需去管制。这就像房地产不管台湾或中国，都有许多管制价格过高，市场过热的政策。
所以过年前的花东火车票，这是刚性需求，台铁身为公营企业，政府决策官员是不会让它自由调涨价格，赚取最高经济利益，但却赔上政治前途。
目前针对黄牛票处罚透过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4条第1项第2款:
非供自用，购买运输、游乐票券而转售图利者。
对铁路黄牛另有铁路法第65条
购买车票加价出售图利者，处拘役、或科或并科一千元以下罚金。
先不谈铁路黄牛，因为这是刚性需求政府一定会介入。我们来看如果说，对于商业性质的演唱会、职棒等等票卷，取消了社会秩序维护法的处罚。毕竟这些卖几张票的小黄牛，还真没那么大本事，去对社会秩序做多大的影响。
取消处罚之后，黄牛就没有违法问题，这行为很难去说它合法，但没有违法就说算是合法吧。既然不违法，站在主办方立场，想要去赚取整个票房整体最高金额，即便不能直接把票价提高，因为会遇到我们前面所提到” 为何不提高票价?”这段的问题。那就票价不提高，但把票倒给第三方，让它们当做专业大黄牛来卖，再跟黄牛抽成。
于是职棒总冠军赛，球迷们兴冲冲到棒球场排队买票，售票口一开张过两分钟它就关起来: 《门票已经全部卖完》，然后大批的黄牛开始出现兜售门票。球迷就算气愤难平，这一切都不违法，主办单位也撇清责任，一切都是经手人的问题，但没有人违法。演唱会透过电脑系统购票，你第一秒钟连线进去发现票都卖完了，只能怨叹自己抢不到票，事实上所有的票都在开卖前，被预先订完了，之后只能透过不违法的黄牛买票。
从此之后买票排队这是不复存在，排了也是白排，各凭本领找关系找后门。听说朋友他阿姨的小孩在演唱会里面工作，拜托帮忙拿两张票。叔叔的好友他太太的弟弟，是棒球场售票处员工，拜托他订10张票(多的可以再卖)。
送红包、找关系、找后门，就变成想要票的人无可奈何的作法，你觉得这对社会秩序危害大不大? 你愿意再回到这种托关系走后门的时代吗?
经济学不能够解释所有看到社会的现象，但对社会学了解的人不多，这也不是门有许多人才投入，和大众普遍都能具备一些社会学原理的知识。
所以我也经常习惯带着经济学的眼镜来看现象，当然我才疏学浅，所分析的结果必就真的是经济学的本意，但至少可以粗浅的懂一点。只是尔后我慢慢了解，经济学看现象没有错，但要在加上社会学的知识，才能够正确的明白现象发生的原因。只不过我读的社会学书籍更少，明知要多补强却力有未逮。
但黄牛该不该罚这问题，我倒是可以明白不能用经济学完全解释，总结本文为:
●作者Mingsheng Wang，创立白领牛仔网站，提供给上班族在早期创业阶段所需各种相关资讯，并提供早期创业的顾问辅导。并创立白领牛仔 - 白领创业社群。本文为网友投稿，言论不代表《ETtoday东森新闻云》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投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