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外企光环:享大厂福报,拿半价薪资

编辑 | Re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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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上,听到朋友们此起彼伏的叹气声,威廉心底五味杂陈。

他知道,自己主动从外企离职这件事,在旁人眼里多少有些离经叛道。

毕竟在大众的刻板印象里,外企人都衣着光鲜出入在高档写字楼,标配手冲咖啡、全套Apple电子产品,谈吐间带着浓郁的International Style,别提多体面。

更何况,一脚踏进外企,意味着可以过上有钱又有闲的work-life balance神仙日子,朝九晚五按时下班、回家就与工作断联、假期还多到休不完,谁能不羡慕?

尤其是在考公胜过挤独木桥、大厂纷纷降本增效的当下,毕业生找份工作都费劲,主动放弃外企这一香饽饽,难免有“暴殄天物”的嫌疑。

但相比于嫉妒,威廉觉得自己更值得同情。

他现在工资8K,放在十几年前毫无疑问是高薪,但今时今日,月入2万都不稀奇了。

不止是威廉,数据显示,外企应届生起薪早已被国企、民企超越,涨薪情况也乏善可陈,甚至降薪比例是最高的。

钱越给越少,但催驴拉磨的KPI却与日俱增,变相内卷玩得炉火纯青;号称站着赚钱、给足打工人自尊的外企文化也越来越淡薄,狼性作风呼啸而来。

当外企也加入了“卷不赢,就出局”的战场,打工人终于发现,就算配备了再高级的办公条件,也不过是资本家的牛马。

职场最后的“乌托邦”,沦陷了。

资本主义不会放过每一个打工人

下午五点半,南茜准时走出公司的大楼,抬头看到柔和的霞光把陆家嘴的高楼染成金色。

沐浴着夕阳和晚霞下班,对于过去在初创型小厂996的她来说近乎一种奢望,但进入外企之后,理想照进了现实。

回想起白天入职的时候,南茜看着合同上的10天带薪年假和10天带薪病假,一度惊讶得合不上嘴:传说中的外企福利,一点都不假。

从前请个假都要战战兢兢的她忍不住专门去和HR确认。看见她大惊小怪的样子,HR憋住了笑意,告诉她每个月还有一天无理由假期,生理期不适也可以随时请假。

南茜感到一种难以置信的幸福,如果天下公司都按外企标准来,打工人就不会怨气冲天了。

但随着日子一天天逝去,南茜渐渐发现,外企远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

“这个月你们部门和冠军部门的业绩差距有多大看不到吗?在market上花了这么多时间没有deliver任何成果,我对你们很失望。”第一次月末总结会上,老板疯狂敲打南茜的部门。

从第一次到十点下班,再到第二次、第三次……仿佛按下了开关键,南茜的新手保护期戛然而止了,取而代之的是悬在头上的KPI和手上同时进行的七八个case。

她每天吃完午饭,都要仰头灌下一大杯咖啡,才能打起精神接着处理工作,因为外企没有午休的习惯,无形中把她的工作时间拉长了。

最忙的时候,每天都是凌晨才到家,第二天七点又要起床通勤,赶去跟海外的同事开会。

更令她郁闷的是,外企上下班不需要打卡,没有打卡记录,以上所有的忙碌都是义务劳动。

变相内卷也体现在了KPI上。“嘴上说着不以加班论英雄,但实际上部门的任务不完成,个人的奖金也就无从谈起。”南茜不得不为了团队的绩效开始内卷。

临近月末,生怕向老板汇报的时候乏善可陈,身为外企人的她甚至差点卷“疯”了民企人。

深夜十二点,电话那头的合作伙伴已经哈欠连天,“姐,方案都改到这个点了,实在不行咱们明天再聊?”

焦虑的南茜想起开会的时候老板肃杀的眼神,还是狠下心说,“咱们马上就改完,今晚必须出一个成果。”

又过了一个小时,南茜还精神抖擞,对面的乙方都快困得说不出话来了,“姐,你放过我吧。”

南茜只能苦笑,乙方能向她求饶,但自己却无处诉苦。夜深人静阖上电脑的时候,她不禁感慨,全世界的资本家都是同一幅嘴脸。

艾比倒是一开始就做好了加班的准备。海归硕士毕业入职某头部医药外企的她,一开始是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加点班也能忍,只要能有好的成长。”

但当她第三次被项目部的同事告知流程出了问题,要重新申请的时候,她才知道自己当初的想法是多么天真。

艾比所在的医疗类外企,核心的研发部门基本设在海外,国内的部门或多或少都带有销售性质,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挂了个工程师的名号,看起来像高级白领,但其实不过是在当技术型销售罢了。”

她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打报告和踢皮球:和客户沟通好了器械的需求,一层层上报给上级和海外审批同意;发票必须合规,价格必须合理,在同事和供应商之间来回当传声筒;项目杂、流程多,但大家办事都不温不火,拖累她的交付时间。

所以,当费劲唇舌沟通了一个多月的项目,被要求“重头再来”的时候,艾比崩溃了。

这显然与她的预期相去甚远:“冲着大平台的牌子进来学习的,但最后却只是在一地鸡毛中内耗。”

当然,企业都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有经营压力,工作上内卷无可避免。但在这个过程中,过去人人神往的外企文化,也在逐渐变味。

表面peace & love,其实内核越长越像民企

周一推开公司门的一刹那,桐桐以为自己错进了超市。只见前台的空地上,层层叠叠地堆着米、面、油,根本没有下脚的地方。

她踩着高跟鞋,左闪右躲从粮堆里突围,来到自己的办公桌前。一打听才知道,这些是上面让准备的,要送给客户的礼品。

“我们的目标客户都是90后年轻群体,他们喜欢的是新派的高尔夫、桌游、剧本杀。”桐桐无奈说道。而之前她们做业务,也一直是按这个标准“投客户所好”。

但这位有着近20年中资保险公司背景的新CEO来之后,一切都变了。

新CEO走马上任的第一天,全公司的人被组织在门口夹道欢迎,领导在红毯上招手示意,派头十足,不知道还以为是开业典礼呢。

这只是开始,自此之后,国企风格一点点地在公司蔓延开来。最让桐桐深受其害的,是在新CEO的主导下,空降了很多关系户领导。

他们将国内企业的那套拉帮结派、勾心斗角,全部复制了过来,桐桐因为不是CEO的亲信,又把持销售主管这个很有“钱途”的职位,成了被重点夺权针对的对象。

被使绊子、穿小鞋、告黑状的次数,多得桐桐都记不清了。在上级的拉拢之下,桐桐手下的团队也出现了分裂,更有甚者抢了桐桐的客户,还要当面阴阳怪气一番。

直到那位一直试图边缘化她的领导,不耐烦地对她说,“会议安排不是发群里了吗?你是傻逼吗?”桐桐终于爆发了。

从来没在职场被人这样侮辱的桐桐,想都没想抓起她桌上的一个马克杯扔到墙上,“以为自己还在中资公司吗,想怎么骂下属就怎么骂?再骂一句,我报警抓你!”

领导不知是被桐桐的气焰震慑住,还是自知理亏,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了,她也终于清净了一段时间。

和桐桐的空降上司不同,凌玲所受到的压抑,却来自于“正统”外企出身的中层领导。

有一天突发暴雨,刚参观完写字楼的领导们,需要转移到50米外的会场参加活动,策划组为领导们准备了雨具,大家撑伞两分钟就走过去了。

但就在领导们接过伞要撑开的时候,凌玲的主管突然对着同事说,“李博士,去把你的车开上来,把领导接过去。”

当时,不止同事们,连在场的总经理都惊呆了:这么点距离,有必要吗?但主管不管不顾,坚持让同事把车从地下车库开上来,为领导们护驾。

外企的森严等级,可见一斑。“这里稳定得像金字塔一样,熬到了管理层,基本可以高枕无忧。”凌玲说,对于她的主管而言,向权力更高位表现自己,是本分;向下如何对待员工,看心情。

“活动流程重新调整一下。”晚上十一点,凌玲收到主管消息时,感觉脑袋嗡嗡作响。

此时距离活动开始只剩下十来个小时了,调整流程不是动动嘴那么简单,而是要把许多工作推倒重来,基本等于今晚无眠。

筹备了三个月,此前从没提出异议的主管,现在临时作妖,凌玲困惑至极。她追问缘由,主管只抛下一句简单的“我觉得有问题”,就再也不肯多做一字解释。

第二天,当同事们纷纷拿着两份流程来问凌玲到底该怎么执行的时候,她脑子都要炸了,“辛苦规划了那么久,现在全都乱了套了。”

最后,这场活动以惨淡收场,凌玲不得不扛下所有的锅,而主管作为真正的罪魁祸首,再一次华丽隐身。

更可恶的是,视下属如草芥的主管,还想维持外企表面的温情和亲和。

凌玲吐槽,每天的午饭时间,主管都会主动和部门同事们一起吃饭。有时候聊工作,有时候则会聊一些没有边界感的话题,“你奶奶不是住院了吗,你怎么还有心情请年假出去玩?”

久而久之,饭桌上只剩下主管在高谈阔论,其他人都埋头干饭,生怕被cue。后来更是演变成了不和大家一起吃午饭,要在群里向领导“请假”。

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外企正在越长越像越民企了。但从更宏大的角度看,这也是无可避免的事情。

时代变了,外企人也要去星巴克假装上班

外企呼风唤雨的时代过去了。以外资扎堆的快消品为例,境外品牌的C位已让位给本土品牌。

企业身陷 “中年危机”,外企人想要坐稳列车,自然难上加难。

威廉在心里数到三,电梯门刚好打开。他礼貌跟HR打个招呼,然后头也不回地逃离了现场。

HR并非洪水猛兽,人家只是循例关心了他的工作情况,提醒他赶紧把12天年假休了。但威廉被催得越紧,就越烦躁:“这么长的假,也不知道去哪玩。”

毕竟他每个月到手工资就那么点,在寸土寸金的上海,生存都成问题,更遑论旅游消费了。

威廉所在的快消外企,这几年业务越做越落后,新人8K/月的入门工资已经很久没有涨过。但各种福利还保持着领先,六险一金齐全不说,社保比例等都是按照顶格水准缴纳,到手工资大打折扣。

而这样口袋空空的日子,一眼还望不到头——跟威廉相熟的老同事,甚至在岗位上二十年都没有上升过,薪资水平也就比他高了可怜的一点点。

“这里更适合本地人养老,不适合我们这种想挣钱的沪漂。”威廉叹气道。

眼看着身边在大厂的同龄人已经快攒够首付,考公上岸的也渐渐能独当一面,自己却依然在做重复而初级的采购跟单工作,钱途和前途一样没沾上,他的心情更加抑郁了,哪还有闲心旅游。

相比于威廉,艾比不仅事业没有起色,甚至已经陷入职场危机。

啪!会议室内的一声响,吸引了正在路过的艾比。透过透明的玻璃墙,她看到隔壁部门的老大,正指着桌上的文件,满脸怒容地说着什么。

旁边站着的两位同事,头埋得低低的,看不出什么神情,但艾比知道她们一定心塞至极。毕竟早前,她就听说这两人的遭遇:被调岗到边缘业务,但琐碎的工作却增加了不少,据说下一步可能要被“发配”去偏远地区,直到主动离职为止。

这种变相裁员,发生在裁员动辄“N+3”“N+5”赔偿的外企,令人难以置信。

但身在局中的艾比,却并不觉得稀奇。二十年前,医药外企在中国面对的是一片蓝海;最近四五年,随着国内药企崛起,逐渐卷入红海;今年医药医疗反腐改革后,市场更是一片寂静。

“外企像一个即步入老年的中年人,他很沉稳,但体力跟不上了;内企像是20来岁的年轻人,他很狂躁、冲动,但是活力四射,是新时代的希望。”艾比说。

她已经明显感觉到公司在走下坡路:行政、人力等职能部门大刀阔斧地裁员,一个人掰成几个人用;自己所在的市场部则承担了更重的任务指标,工作量几乎翻番。

再卷也看不到希望,艾比在接到民企递来的橄榄枝时,毫不犹豫地跳槽走了。而没有艾比幸运的卡卡,正游走在悬崖边上。

最近一段时间,她每天还是到点出门,告诉爸妈自己去上班了,其实是坐在星巴克投简历。

在听到公司要退出中国市场的那一刻,卡卡的第一反应不是担忧,而是震惊:发展如此稳定的一家500强企业,就这样黯然退出国内场了?

但震惊过后,卡卡依然按部就班地做着收尾工作。以往经验告诉她,带着500强的履历,找下家是分分钟的事。

然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除了芯片等几个特殊行业,外企都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卡卡开始焦虑了。时间已经来到夏天,猎头反馈的机会寥寥无几,再不落实下家,她就要正式加入失业大军了。

意识到紧迫性的她开始疯狂投简历,可海投了几十家外企,真正有回音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面完有下文的更是少得令人发愁。

卡卡表示,现在的外企也越来越现实了,“恨不得你和岗位100%匹配,能立马上手工作。”她也是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最终拿下行业内另一家知名外企的口头offer,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万万没想到,还没等她正式入职,噩耗再次传来:因为业务优化,她的HC被取消了。

退路被堵,又眷恋外企光环的卡卡,只能咬着牙硬撑。“等到走投无路那天,再想以后怎么办吧。”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