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忘的影像呈现传教士眼中的中国

▲传教士Harold Henke所留下的珍贵照片。（图／Youtube，以下皆同）文／苏德冰4年前，贺威玮(Joseph Ho)在加州圣地牙哥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时，有一位老人走进来询问如何将自己的卷轴、鼻烟壶以及来自中国的艺术品捐赠给博物馆。他把那位老人引见给博物馆总监，也从旁聆听老人讲述自己1934年生于中国的一个美国医学传教士家庭的故事。贺威玮很感兴趣，因为他当时正在写关于西方记者在战争时期中国的论文，他询问老人是否有图片。那位老人回答：「我有不少，如果你想看，欢迎到访。」

▲台裔博士生贺威玮(Joseph Ho)意外找到一批二战过后，在中国的外籍传教士的珍贵照片。贺威玮很惊喜地发现了200多张图片及一些影片，这些影像呈现了新中国成立之前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为那段历史提供了独特的视觉。之后，那位老人将贺威玮介绍给另外两个同为医学传教士的家庭认识。最后他收集了2,000张图片，大部分为彩色，以及1920至1950年早期，总共3小时16mm胶卷的影片。贺威玮，这位就读密西根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生说：「最让人印象深刻是1930年代至40年代在中国的美国家庭图片。传教士一边工作一边抚养家庭，所以你能看到生活与工作混合的照片。」▲在中国的外籍传教士留下的照片。而影片展示了传教士在北京打雪仗，给病人拔牙、检查眼睛，以及医治有肿瘤的病人；中国喧嚣的市集、卖油条的小贩等。或许最独特的片段是1949年，一大群基督徒，包括中国人与西方人，在北京天坛进行复活节庆祝活动。而这种景象，在当今的中国式不大可能出现的。这些材料成为贺威玮在密大的博士论文题目，他打算把影像、美国文化与在中国的基督教联系起来。密大历史系的副教授Par Cassel表示贺威玮所发现的收藏，其独特性在于彩色图片数量之大、拍摄时间及地点均有完整纪录。如果缺乏拍摄的明细，在学术上将是很大的损失。「将这些图片影像电子化并向公众开放会引来全世界的关注。」Par Cassel说。大多数学者关注外交家、外国商人及其他人所拍摄的图片，很少关注传教士所摄影的照片，因为许多人认为传教士的视角具有传教及展示西方霸权主义的意味，不过这种态度在中国逐渐转变，许多专家称：在中国的基督徒比共产党员多。传教士深入人民的生活，到达许多旅游者不会涉及的偏远山区，而许多传教士会说很好的中文。「他们在去中国之前，以及在中国期间都有很好的中文培训。他们真正地与当地人居住在一起，所以他们有非常好的在地视角。贺威玮补充，「在今日的中国，很多人考察传教士在中国国内及帮助建设现代化专案的影响。他们除了建立教堂及学校，还对建设医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中国的外籍传教士留下的照片。照片可见西方脸孔的孩童与中国人互动的样貌。因为战事，传教士很多时候中止了拍摄纪录。其中一个传教士Dr. Ralph C. Lewis，被关在山东的一个日本囚犯营中，他给1924年奥运冠军李爱锐（Eric Liddell）治疗，李艾瑞是第五十四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烈火战车》的主人公原型。 在国共内战的几个月前，传教士们也因故停止了拍照。贺威玮表示他们可能顾虑到人身安全，或是没有多余的胶片，又或在离开中国的时候，影像被充公或丢失了。共产党夺权后，一些医学传教士被要求放弃传教，贺威玮说：「在我所收集的图片里面，有张图片的主人公就从窗台被扔出去。人们说他是自杀的，但是其他传教士认为他是被杀害的，因为他不愿意与共产党合作。有些医护人员随后到国营医院工作。从传教士开办的医院过渡到国营医院，他们都适应得不错。」贺威玮所遇见的那位老人是Dr. Richard Henke，已退休的病理专家，现居加州。他提到已经去世的父亲Harold，「我父亲是个很开明的人，如果知道这些图片在家中或者在机构有任何的用处，他都会很高兴的。」Richard Henke的父亲在离开中国前，所纪录的最后影像是天安门城楼上挂着毛泽东与朱德的画像。当时正值新旧中国的过渡期，从影片看来当时非常安静，驴车与人力车在广场来来往往。●苏德冰，美国密西根州，密西根大学新闻中心新媒体部编辑。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声音与讨论，来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影片取自YouTube，如遭删除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