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昌／为了怀孕每月至少花万元 从不孕到收养的心路历程
● 张文昌／台湾怀孕妇女关怀协会常务理事、台北市教师会前理事长
结婚时，我37岁、太太36岁，说好婚后要生两个小孩。婚后两年，肚子却都没消息，我们开始看妇产科，太太检查后做了息肉切除手术。
接着，我们开始看中医，板桥、新店……，友人介绍就去看。没健保、听说水药效果比较好，有一段时间，两个人同时吃，一个月一万多花费跑不掉。
量基础体温、算排卵期，除了尽义务之外，每个月还有一半以上的天数要担心自己可能怀孕，凉性食物都不能吃、不能拿重物。
做人工受孕打排卵针，既花钱又伤身，好不容易怀孕了，好几次半夜忽然惊醒，发现不正常出血，紧急叫救护车送急诊，到医院只能打针补充黄体素，然后默默回家。五年之间，流掉了六次（包括两次人工受孕）……
上帝啊！为什么想要一个孩子这么难？为何别人都可以有孩子？我们祷告，我们呐喊！
▲ （图／pixabay）
历经多次的希望与失望、心情起伏过程中，我问了太太一个问题：「妳觉得我们有小孩比较重要，还是自己生比较重要？」
沉默了一下，我们都清楚彼此的答案：「有小孩比较重要」，我们无法想像在未来漫长的人生岁月、婚姻家庭生活当中，没有小孩的家还是一个家吗？
我安慰太太：「收养不代表没机会自己生，只是代表我们可以不用再这么辛苦到处看医生。」
太太提出另一个问题：「如果不是自己生的，我能像自己生的一样这么爱他（她）吗？」
就在那一年，太太在任教学校中，从班级导师转换职务成为辅导老师，每天接触的几乎都是弱势、行为脱序的学生，太太发现她可以真心陪伴、爱这些孩子，甚至包含关心、陪伴孩子的妈妈。
太太从中得到了信心：「如果我可以爱这些孩子，我一定也可以爱那一个来到我们家中、没有血缘的孩子！」
▲ （图／pixabay）
我们向励馨基金会提出申请，上了很多课、做了很多预备，也在励馨建议下做了婚姻咨商。
过程中，咨商师帮助太太看到：原来在一次一次怀孕、流产的过程当中，我也和她一样难过，只是为了安慰太太，我选择不表现出自己的悲伤，其实她并不孤单。我们抱在一起大哭一场，我们知道不管未来如何，我们都是站在同一阵线的战友。
经过了一年的等待与预备，励馨通知我们通过审查取得收养资格，两个月后告诉我们可以来看孩子。
第一眼看到孩子，我们心里好感动：「这就是上帝预备要给我们的孩子！」「世上怎么有这么可爱、漂亮的孩子？！」在万人当中，我们就像中了彩券第一特奖的幸运儿。
两周后，恩恩来到我们家，过去的阴霾一扫而空，「她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终于成为父母了」，太太成为一个母亲，得到大大的满足与喜悦，远远胜过了不是自己亲生的小小遗憾。
▲ （图／pixabay）
以上是我们家的故事，所以会站出来反对代理孕母，是因为一方面我们走过多年不孕、流产的过程，深深能够体会不孕夫妻的无奈与遗憾，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开放代理孕母台湾社会将付出的代价。
试问，自己未经怀孕过程、借由别人的子宫生下的孩子真的算是「自己生的」吗？当一个女人的身体、心理已透过怀孕过程，预备好迎接新生儿的到来，结果自己刚刚出生的孩子，却硬生生被别人带走，这位妇女的人权、感受与健康有被尊重吗？
目前台湾每年尚有一百多个孩子，因台湾社会收养观念不足而必须出养到国外，更有数以万计妇女因经济考量，而选择堕胎，开放代理孕母绝非不孕夫妻想要孩子的最佳选择，推动收养、协助减轻弱势妇女生养孩子的负担，才是政府与台湾民众真正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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