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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的民主化：寒冬之后的暖春，还是带来冬天的春天？

Mubarak与Morsi下台之后的埃及会走向民主吗？这大概是继突尼西亚「民主化」运动后最耐人寻味的中东议题了。从国际层面观之，美国有能力可以促使埃及「民主化」的进程较为平顺，就像欧盟(EU)影响土耳其的民主化一样。作为埃及最大的外援国家，美国绝对可以实际上影响埃及军方的决定，如果美国舍此不为，必然是有其它更深一层的考量。

国内层次，相对来说就比较复杂；今日的埃及人民（无论男女）已不再是政治冷感或是畏惧独裁力量的群众。他们成千上万地涌上街头，坚定地表达希望更换政治领袖。此现象在若干年前几乎是不可能在中东国家发生的；因此，往好的方面看，这是中东国家的「民主化」。然而，这样的「民主化」实际上是摆荡在世俗与宗教之间纠结。以埃及或叙利亚为例，两者在中东「民主化」浪潮兴起之前都是强调国家安全优于人民安全的警察国家(security states)，【注１】但目前发生在两国的政治动乱已大大地反映出宗教上的伊斯兰主义者可以在这样的国家占有政治的一席之地。从2011年1月埃及人民走上街头要求Mubarak下台那一刻起，被号称阿拉伯之春的「民主化」运动已不再是单纯地推翻极权政体那么简单。事实上，回顾最早的突尼西亚革命；埃及与利比亚的群众抗争；现在叙利亚的内战，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运动其实相当程度上是在替伊斯兰主义发声，甚至是为其取得政权统治之合法性。

回顾那些在中东或北非地区被推翻的政治强人，他们在位期间的共性就是尽可能在国内政治上减少伊斯兰对于世俗政治的影响。然而，对民众来说，伊斯兰的教义与生活方式是最直接、熟悉与情感上可接受的政治选择。在强人独裁下，少了权力轮替的形式民主，但实质上往往比伊斯兰主义者更亲近西方，也更开放国家。但这样的作为却不见得被人民接受，更不见得会被理解为是实质的民主。从埃及的Mubarak，到利比亚的Gaddafi，再到叙利亚的al-Assad家族，这些被推翻或受到质疑的政治领袖无一不是执政期间对其境内的伊斯兰主义者进行压制。但相当程度上，这些强人政权下的警察国家是中东与北非地区实施经济现代化与世俗化政治的践行者。

与埃及不同，叙利亚的问题在国内层次上更为微妙。Al-Assad家族本是该国境内少数什叶派中的阿拉维派(Alawite)，自Hafez al-Assad透过政变取得权力后，叙利亚官方一直淡化宗教信仰的差异。而继任者Bashar al-Assad则进一步实行更为开明的政策。自2000年起开放党禁并释放若干政治犯，同时缓和与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只可惜，从冷战时期开始，叙利亚就被西方世界定义成麻烦制者，特别是该国对于巴解组织和真主党的一贯支持，及其与伊朗的同盟关系，让美国最感不悦。从这个角度观之，推翻当前的叙利亚政府十分符合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需要。

然而，前车之鉴不宜遗忘。中东「民主化」的事实表明，推翻强人之后成立的新政府不一定是「真」民主或「更」民主。昔日在这些国家内部被强人政府所压制的伊斯兰主义者必然会借助民意大力推行伊斯兰教义，仿效1979年伊朗革命的逊尼派策略。简言之，回归伊斯兰恐怕才是现阶段中东「民主化」的实质内涵，但在多数人眼里，阿拉伯之春是在向独裁政体进行挑战；忽略了世俗与宗教两股势力在国内政治利益上的拉拔。

中东的「民主化」在未来一年内究竟会怎么发展呢？以现况来看，大概只有突尼西亚勉强可以完成民主转型；移除强人之后的利比亚短期间无法跳脱无政府的失序状态；叙利亚的内战依旧处于遥遥无期之僵局；叶门或是巴林则是在美国「技巧性」的支援之下续行高压统治。镁光灯下的埃及则陷入军方与伊斯兰主义之间的政治斗争，双方必须在相互妥协与全面冲突之间抉择，但无论如何穆斯林兄弟会都不可能认输，发动群众进行抗议的策略会持续与零星地进行。时间将证明一切，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主义者将不断强化自身组织的团结，借由信仰带来的群众力量与压抑它的强人政体或是军方势力对抗，在「民主化」的外衣之下，发展出新的求生之道。

注１：具体的概念包括：(1)国家安全是执政者强调的责任和首要顾念；(2)在政府组织体制和政策决定上建立军事、外交、内政、经济与情报部门之间的集中统筹和全面协调；(3)对国内的人力、物力，甚至是意识形态的资源具有充分动员与掌控权；(4)行政部门容易成为总统在对外事务上的权力工具；(5)政府机构内部的权力结构不当扭曲；即专业部门或机关的实际影响力下降，而军事部门和情报部门的干预权扩大；(6)对外政策事务高度安全化(securitization)，使得政策不透明或隐秘性(secrecy)成为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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