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权亦该受民主监督
北检针对江国庆冤罪案，又以追诉权时效已过等理由，再度对陈肇敏等人为不起诉。此结果虽不令人意外，但如此的过程，却已严重侵害告诉人的诉讼权，更暴露出现行检察权缺乏外部抑制的大问题。
目前对于检察官的不起诉处分，虽设有向上级检察官为再议，及再议不成得向法院为交付审判的监督机制。惟得提起再议者，仅以告诉人为限，若案件无告诉人，则依《刑事诉讼法》第256条第3项，除为法定刑三年以上、无期徒刑或死刑的犯罪，而因犯嫌不足而为不起诉致须为职权再议者外，其他的案件，一旦检察官为不起诉处分即属确定，而无受上级检察官审查的可能性，致造成极大的监督漏洞。
而即便有告诉人为再议，但因是由上级检察官为审查，也只能算是一种自律机制，实难有翻盘的机会，就算如江国庆案般，由高检署发回北检续行侦查，但由于法条不可能规定侦查终结的时间，其结果却是拖延了一年多，才又为不起诉。而因欲向法院提起交付审判，须以再议遭驳回为前提，则告诉人必得再向高检署为再议，待其驳回后，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所以北检的如此拖延，实已严重侵害告诉人的权利行使，则人民的诉讼权保障，竟可因此被检察权的恣意行使所阻碍，而突显出交付审判采取再议前置的违宪之处。
又告诉人就算为交付审判之提起，但在此种诉讼采取律师强制代理的高门槛下，就易让人望之却步。即便委任律师，但因其并无如检察官般的侦查权限，法院也无主动调查证据之权责，欲推翻检方的不起诉处分，实属难上加难，也无怪乎，此制度实施十年多来，核准告诉人请求而视为起诉的比率，竟只有千分之零点七。也因此，现行对检察官不起诉处分的监督机制，仅算是一种司法体系内的自我监督，成效自然有限，如何建立一套外部监督机制，必是当务之急。则关于日本的检察审查会（检审会）的设计，或可为参考对象。
日本因无自诉制度，诉追权限乃完全由检方所独占，再加以其起诉裁量权的庞大，自不能不有一定的制衡机制存在。虽日本也有如我国般，设有再议与交付审判的制度，却也有与我国相类似的问题存在，也因此，具有民主性与外部性监督功能的检审会，即显得相当重要。
至于检审会，乃是从日本众议院的选举名册中，于地检署的管辖区域内，随机抽选出11位公民所组成。至于检审会所审查者，乃是以检察官不为起诉的处分为对象，且得向检审会申告不起诉为不当或不法者，不仅包括被害的告诉人，一般公民为犯罪检举而成为告发人者，亦可为申告。这就不易出现，因无告诉人致使某些不起诉处分不受监督的漏洞存在。而在过往，检审会所为的决议，并无拘束检察官之效力，但在2009年5月21日后，由于日本采行国民参审的裁判员制度，所以同样是由公民组成的检审会，其决议效力也改成对检察官有拘束力。所以于现今，当检审会认为不起诉处分为不当时，即可强制检察官为起诉，而为了防止检方在非其所愿下草率行事，即须由法官指定律师来替代检察官，以来为法庭论告。借由如此的程序，检察权也因此受到民主化的监督。
北检对陈肇敏等人再为不起诉后，告诉人虽必为再议，惟欲期盼高检署再为发回，甚或强制北检起诉，实已难期待，而在交付审判成功的机率亦属渺茫下，江国庆的冤罪，将注定无人可为负责，而只能靠天谴。若一个社会，只能靠因果报应为正义的伸张，这是何等无奈、又是何等可悲之事。
●作者吴景钦，博，真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投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