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俘应该要自杀！」 老教官陶如朗：困富国岛4年回台还被检讨
▲陶如朗。（图／陶如朗提供）
「被俘的人是应该自杀的，至少永不录用。」出生于民国20年的陶如朗在退休后，完成1万5000多字的个人自传，记录着从越南富国岛来到台湾后，他们这一群人竟然在军中被检讨的悲愤；同时也提到在孤岛上唱国歌，「我们会感动的哭，而且哭出声音。」今年90岁的陶伯伯说，他从80岁起，用电脑一字一字的敲下《我在富国岛的日子》，只希望透过这些大时代的小故事，让中华民族的精神得以流传。
陶如朗在18岁那年，追随属于桂系的国军第10兵团第46军抵达越南，在缴交枪械后，以形同「战俘」的身分，被集体转送至富国岛，但国军大多苦中作乐。好比说，许多人到了富国岛后，会因为营养不良而患上脚气病，为了解决难题，他们就抓了几只猴子做实验、寻求医治方式，成功了便为此津津乐道；再好比说，富国岛上大多是男性，不过大伙儿每每到了海边，总会把握机会欣赏妇女婀娜多姿的曲线。
好像总是这样，即便遇到一些不那么顺遂的事情，每个人都会将念头一转，重新找到生活中的乐趣；而陶如朗当然也是如此，他甚至还在当时，结交到了情如兄弟的好兄弟，因此在富国岛的这4年，虽然说长也不长，但却值得回味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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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杀了 就连墓碑也都找不到
「如果两年前，在河内，法军的帐蓬前，不是他守候着我，我可能早已完蛋了。」来自广西的黄承俊是比陶如朗大几岁的好友，虽然个性内向，但却很优秀。回忆起当年，两人时常玩在一起，只要有空，他们就会一起去海水比较深的地方钓鱼，不过由于石头的表面有些湿滑，陶如朗某次竟不慎跌入石缝中，还好黄承俊出手相救，用力把他拉起来，还帮忙拔出卡在臀部的珊瑚，「然后在我的屁股上尿尿作为消毒」，他才得以获救。
两人钓鱼的趣事还不只如此，他们先前跟随着老兵走进森林，步行一段时间后，便看到对方拿着棍子敲打地面，如果听到嗡嗡声，就会要他们开始挖。原来树林的底部是有水的，只是长年的树叶堆积，才让地面变得干枯；而困在地底的鱼一见光线就会全部窜出，这时就能轻松大丰收。
「那么好的青年，怎么会自杀呢？」陶如朗耳闻黄承俊的死讯实在难以置信，两人回台后曾相约几次，岂料被分配到不同单位才没多久的时间，竟从此天人永隔。陶如朗感叹着，「在经历多少苦难，来到安定的台湾，却选择了自杀」，两人在富国岛互相扶持，感情极佳，面对这样的状况实在相当痛心，他事后还特别前往嘉义，希望能找到黄承俊的墓碑，可惜事与愿违。
▲陶如朗在国军历史馆拍照留念。（图／陶如朗提供）
高唱国歌 弟兄们一起哭出声音
「我们等这一天已等了四年」，18岁到22岁可说是人生最精华的年纪，待在富国岛的这一千多个日子里，来自安徽省合肥市的陶如朗度过了许多艰苦、悲愤的时光，身边的同伴更是亲如兄弟，因此当他听见长官的赞颂，视线也不禁模糊了起来。
陶如朗此时忽然激动说道，他与弟兄们在抵达台湾的前半年，曾在富国岛上展开「绝食运动」，虽然那次的行动轰动国际，但却未能改变法国人的态度，就只是象征着「富国岛上争自由」；而对他来说，在富国岛的那些苦难，也岂是这些行动就能完整体现的。
回台湾后，陶如朗注意到，放电影前都必须唱国歌。「唱国歌，我们会感动的哭，而且哭出声音」，陶如朗形容，当时几乎每个人都会泪流满面，即便互相劝阻，但满溢的情绪根本压不住，这样激昂的情绪更是维持了好一段时间。
「国之兴亡，匹夫有责。」陶如朗讲到这一段时特别提起，1944、1945年适逢抗战末期，进入最艰困的时代，蒋委员长号召「十万青年十万兵」，长江上往来的民船都载满学生去从军，在报到处，有位老太太暗自哭泣，旁人还安慰着「打仗救国是光荣的！」岂料让老太太痛哭的原因竟是「儿子太少」，因为她说「已经没有更多的儿子可以送去当兵」，而这样的情景也让陶如朗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陶如朗。（图／记者曾筠淇摄）
1950年6月，韩战爆发，在留越国军进入富国岛后，蒋介石仍计划在反攻大陆时，这批部队能从越南打回中国大陆，所以把入越国军残部加以整并，成立了「留越国军管训基地」，司令官黄杰的第一兵团部改编为「留越国军管训总处」，另外还有三个管训处。 为了避免被说在他国建军，所以取消原有番号。不过，随着韩战进入打打谈谈的时期，1952年元月，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中华民国政府开始着手进行「富台计划」的相关作业。
陶如朗回忆说，在富国岛的「第四年的有一天」，处本部通知有台湾的长官要来讲话，大家莫不高兴万分，小报立即发出「号外」，又彼此奔走相告；那一天终于到来，只见一位穿着笔挺军服的帅气少将，由王佐文将军（越国军管训总处第二管训处少将处长）陪同登上司令台，台下则是站着打赤博，穿着各色各样短裤且晒得黝黑的老兵。
陶如朗说，当台湾派来的少将走进操场时，掌声如雷，一直到王佐文将军介绍时，掌声仍旧不绝于耳，应该「持续有十多分钟」，「当时我的眼睛已经模糊，眼泪忍不住成串成串的掉下来，看看左右前后大概也差不多！」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在当时没有麦克风的操场、人又多的现况下，他还约略记得台上的将军说 「总统......很悬念你们......你们是......忠诚的孤臣孽子......」、 「你们的辛苦......你们的悲愤......台湾都知道......很快你们就可以回到台湾了！」这时，掌声更是响彻云霄。
1953年6月，中华民国政府派出了海军登陆艇6艘及商船14艘，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共分成7批，低调将在海外流浪3年半的官兵、眷属以及学生陆续接运回台。
▲陶如朗。（图／陶如朗提供）
在航行中，人多空间小，政战人员站在中间，教大家唱《台湾好》，「台湾好，台湾好，台湾真是个复兴岛！爱国英雄英勇志士，都投到她的怀抱.......。」另外还有教唱《高山青》，每个人都卖力的唱「高山青，涧水蓝，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 一边唱，一边憧憬到宝岛以后可以欣赏她的美丽。
1953年6月中旬，22岁的陶如朗与伙伴分批在高雄上岸，抱着激动又兴奋的心情，开启了首次火车之旅。他说，坐火车北上，发现沿途两边的房子并不怎样豪华，那个时候高楼大厦并不多，可是大家都觉得很高兴。而后，他辗转到了台南官田的补充营，这个补充营应该是富国岛介多营区唯一被「保留」的番号，营长是介多营区直属大队的大队长，也是王佐文将军的得力部下，至于连、排长也都是介多营区干部中的佼佼者，可是偏偏「有官没有兵」。
陶如朗说，他明明对稍息、立正一窍不通，却担任了第一连第一排排长，不过「好在是一个空架子」，没多久这个补充营也被「整编」了；当时他对政治完全不懂，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更没有想到「桂军」在台湾正式成为「历史名词」。
▲陶如朗年轻时也相当俊俏。（图／陶如朗提供）
应要自杀 被俘的人至少不录用
陶如朗之后被国防部核定为少尉，由于曾遭法军囚禁在富国岛，因此自然轮不到他升官。某次士官们开会时，陶如朗正好在隔壁，想不到传进耳里的，竟是大家一言一语的检讨他，「被俘的人是应该自杀的，至少永不录用。」虽然这种相传下来的风气已经不适用于他的身上，但多少会受点影响。
日后，陶如朗又被调去空降部队，不过因为某次夜间跳伞摔伤了尾骨，因此在经过长官的同意后，便去报考军训教官，并离开原先的部队。陶如朗考取后被分发到苗栗，有一年转调到某校，想不到在与校长的几次交谈中，竟得知对方同样也是从「富国岛」回来的，「像失散后兄弟重逢一样的喜悦，分外亲切」，只可惜，校长过没多久后也离世了。
众所皆知，国军在大陆时期分为中央军与地方军，撤退来台的时候，有些如西北军等「杂牌军」必须缴械才能下船，而这也意味着率领这支军队的将领失去了权力。对于这一段历史，陶如朗特别说，他在富国岛是属于介多营区，这位校长是在阳东营区，也就是第一兵团部改编的「留越国军管训总处」。
有次聊天时，提到「黄杰将军担任台湾省省主席的时候，阳东的老部下去找他，多少有些照顾。」那时，他才明白，来台之后，有次联系一位老长官，突然被问及退伍没有？有没有进军校？老长官还建议说，「如果没有进，那么最好早点退伍」，原来「就是在暗示我，桂系已经没落了。」
陶如朗此时感叹说道，他当时明明是这么想台湾，但回到台湾后，反倒想着「如果我仍旧在富国岛上，我宁愿选择不回台湾。」富国岛形同净土，没有政治、没有斗争、没有贫富，也不会有利益上的争夺，「只要肯做，就能生活无忧无虑」，而这也正是陶如朗心之所向。
陶如朗来台已经过了70年，一转眼就变成「老兵」，不过他并未居住在以「富台」为名的新村或国宅，而是长年居住在苗栗公馆乡下，享受田园的静谧风光，可是在富国岛上的日子，依旧如此深刻，时时会翻涌上他的心头。他说，写下《我在富国岛的日子》一直放在心愿，可是文笔不好，一直不敢写，等了这么多年都没有看到国内有关富国岛的国军相关纪录，只好自己动笔写，所以「我从80岁起，就开始动手写回忆录，即便字数并不是太多。」
被左邻右舍暱称「陶叔」的他，现在最希望的是，这段不可遗忘的历史，可以常驻在每个人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