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楼》：暴走的妈妈与不可僭越的秩序
李艳丽
顶楼，仰望。
100层的赫拉宫殿是韩国首屈一指的富人住宅，而最高层的入住者即代表了这一阶层的最高权位者。人人都觊觎这一位置，但是，并非人人都有资格。于是，在这里上演了一幕幕华丽大戏，外表天堂，内幕地狱。
这就是近期引起了较高话题度的韩国电视剧《顶楼》。
剧名的指涉非常直白，而宣传海报上众人仰望顶楼的场面亦将每个人内心的欲望充分表露。以《妻子的诱惑》《皇后的品格》等作品为大众熟悉的金顺玉编剧，集结了一众实力派演员，利用了几乎所有的韩剧关键词——复仇、阶层、暴力、怪物、妈妈，在屏幕上展现了一场围绕教育、财产、婚姻拉开的混战。
早在十多年前，韩国业界相关评审委员会就给编剧金顺玉下了定论：“该作者的作品毫无思想性和艺术性可言。”但是这一次，“毫无思想性和艺术性可言”的《顶楼》却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韩国的残酷现实，这也是韩国观众一边吐槽其剧情狗血一边又追得“停不下来”的主要原因。其非理性化带给观众的“爽感”，恰恰寄托了观众在现实中不能实现而想要寄托的情结。
毫无逻辑可言的剧情走向考验观众耐心
《顶楼》大反派、也是主角“朱丹泰”与创作了《神曲》的但丁在韩语中发音相同。更巧合的是，希腊神话中众神的统治者是宙斯，又名朱庇特。宙斯的妻子是赫拉，朱丹泰费尽心血创造并统治的公寓就是赫拉宫殿。
金碧辉煌的赫拉宫殿实在是太张扬了，实际上大楼的外观是CG特效，内景则是在1200平方米的摄影棚内制作的。与现实中的韩国人的住宅、居住条件相比，《顶楼》无疑画出了一幅天堂画卷。而居住于其中的孩子们就读于韩国顶级私立音乐学校，学习高雅的声乐，目标是进入首尔大学音乐系。
这一连串与古典经典吻合的细节，搭配着精美的华服、精英阶层、贵族学校，塑造出一个高大上的“乐园”。而这一切对于韩国大众来说，与赫拉宫殿一样，都是脱节的非日常性生活。因新冠疫情被封锁、被围困的人们，在情势有所缓解的情况下，或许迫不及待地想要冲出“秩序”，于是编剧就给出了它的极端——无序、释放、为所欲为。
全剧以一个女子在电梯内目睹少女被高空推下坠亡的震撼场面开幕。少女的离奇之死揭开了顶楼内外的恩怨情仇。原罪，一切皆有源头。各种人际关系错综缠绕，最后的指向是二十多年前两个音乐高中女生为争夺桂冠而发生的流血冲突事件。这一意外，改写了其后的人生轨迹，不可不谓造化弄人。最终因为下一代在音乐领域内的竞争而还原了当年的一幕，包括凶杀。
似乎是中规中矩的剧情，但之后的走向从悬疑走向了“狗血”，逻辑不通、漏洞百出。第一季的剧情尚可以勉强自圆，第二季就直接放飞。比如，朱丹泰的密室不仅是虐待孩子、存放贵重资料的场所，更安装了直达地下车库的电梯。要知道这可是100层的豪宅，竟然无一处监控器。比如裴罗娜被刺伤了脑袋成为了植物人，又被朱丹泰拔去了氧气管，但一个素人就可以轻松地救活，当然在韩国顶级私立高中里也没有监控器。更荒唐的是，在几起凶杀案的调查中，警察是连采集指纹、调取监控都不会的废物。沈秀莲与罗爱乔没有血缘关系，却长得比双胞胎还要相似。恩星注射了尚在临床试验中的药物，便可以定位清除某一段记忆……更不用说还将暴力、强权、谋杀、不伦、虐待一锅乱炖。
人之初，性本恶。一百年多前以暴露社会与人性丑陋闻名的自然主义，似乎在今天又一次唱响。波德莱尔在《恶之花》的清样稿上注明“病态的花”，本意指“这些花可能是悦目诱人的，然而它们是有病的，因为他们借以生存的土地有病，滋养它们的水和空气有病，它们开放的环境有病——总而言之，社会有病，人有病。”此前另一部大热韩剧《恶之花》直接套用了该名，而在《顶楼》中则是富贵者肆无忌惮地施展恶行，在第二季更演化成一场政党高官与财阀勾结的地产大战，黑幕重重。
赫拉宫殿的业主中有暴发户、高级律师、国会议员、声乐家、企业家、医生，这些机会主义者、优越主义者言传身教地为子女做出了榜样，以至于孩子在校园内上演了集团霸凌。可是，偏偏被他们霸凌的是一个不服气、恃才自傲的寒门女生，她从未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与原生家庭状态，只任性地想入住高级的赫拉公寓，进入顶级的清雅艺高；而她的妈妈正是出身贫寒，拥有音乐天赋却被赫拉公寓里的上流阶层驱逐的平民女性。女儿的激励唤醒了妈妈沉睡多年的梦（野）想（心），贸然从一个无证上岗的中介摇身一变为擅长英文、灵机应变地发挥“间谍”才能的卑劣小人。母女二人以如此身份想要进入乐园，无疑打破了俨然有序的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阶层利益，精英们无所不用其极。
“妈妈”是一个充满了光辉而给人以能量、包容、爱情的词语，女性叙事是文学艺术永远的母题。但是《顶楼》最大化地描述了女性之间的紧张对立关系，使得妈妈们好似脱了缰的野马一般歇斯底里。在她们堂而皇之“为了孩子”的借口之下，炽烈地展开了教育大战、婚姻大战、财产大战。吴允熙“为了孩子”能够进入清雅艺高，在醉酒的状态下，将艺考排名第一的女孩推下了高楼，这起凶杀案开启了第一季。其后的行为就一发不可控制了，包括与朱丹泰调情甚至联手、与对手千瑞真的前夫旧情复燃。千瑞真“为了孩子”能够进入清雅艺高，不惜舞弊获取名额。她严格训练女儿，不顾女儿精神忧郁与分裂，哪里是怕输给裴罗娜，而是怕输给罗娜的妈妈吴允熙。女儿争气了，她的父亲才会欢喜，她自己才能获得理事长的职位。以至于父亲突发脑溢血，她也可以见死不救。她与朱丹泰的婚姻更是财团的联合，哪里顾得上前夫与女儿父女情深。而朱丹泰“为了孩子”进清雅艺高、进首尔大学音乐系，煞费周折，却又动辄鞭打虐待。校园霸凌令人发指，老师和家长却无一人知晓，这是有多么不关心啊。口口声声为了孩子啥都能做的，简直是“妈妈失格”。
“反派问卷调查”与其折射的现实
大人们陷入了各种欲望的漩涡不能自拔，孩子们三观不正、心理问题严重，财阀、官僚、司法机构彼此勾结……《顶楼》中全员恶人的设定，从艺术性思想性上来说确实算不上高明，但却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韩国的残酷现实。
《顶楼》第一季结束后，韩国SBS Catch（首尔广播公司）进行了问卷调查，对于第一问“谁是第一反派人物？”有30万读者参与了回答，第一名毫无异议地给了朱丹泰，而第二名则是吴允熙。这个从小被剥夺了荣耀而穷困自立的女人，委屈吗？——观众说：“感觉自己周围真的有这样的人。”
在韩国，“如何获得上升”和“如何进行流动”是青年们关心的话题。但是，难以撼动的阶层秩序、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更是深刻的现状。韩国自1960年代起走上经济发展的道路，最盛期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但在2000年之后，韩国社会的劳资冲突进一步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导致了畸形的家族式财阀经济和政商关系。
这一现实反映在韩剧中，就是多财阀，当其与政府、法律界、媒体、企业家族联姻，便形成了一个以婚姻、血缘为纽带的封闭的特权阶层。《顶楼》中的妈妈们之所以暴走，主要不是为了婚姻爱情，而是为了让孩子能上首尔大学音乐系，几大特权阶层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甚至不惜结盟。在韩国现实中，特权阶层的存在更导致了国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萎缩、就业低迷的恶性循环。韩国人普遍认为教育是实现阶层上升的有效途径，可是1997年金融危机后，激烈的教育竞争导致私立教育泛滥，这对韩国社会分层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文化资本累积的过程中，经济资本的重要性变得越来越大，原本被认为是实行阶层上升有效途径的教育，现在正逐渐向阶层世袭的途径转变。”换言之，收入水平越低，实现阶层流动的可能性就越小，这就是“阶层固化”。
《顶楼》中的情节正是对这一现实的折射。“妈妈群”中既有含着“金勺子”出生的千瑞珍、沈秀莲，也有“银勺子”的高尚雅、“土勺子”的吴允熙。“勺子阶级论”即根据父母拥有的资本来划分阶层的韩国阶级论，而个人能力对改变阶层影响甚微。这便是吴允熙及其女儿的悲剧由来。
（作者为文学博士、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