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重情重义 西方重合约精神

旭荣美国公司开会情形。(旭荣提供)

职业运动讲求合约精神,图为知名足球球星贝克汉。(CFP)

我是在从美国飞回来的飞机上完成这篇文章的。由于工作关系,我和美国一直保持着很密切的互动,全世界很多大品牌总部都设在美国,我们也有美国的分公司合作伙伴,就近的服务客户。和美国的同事合作并管理多年,心中对于东西方文明所崇尚的价值观不同,有相当深的体会。这几年下来,感受最深的不一样,我想应该是重情重义与合约精神的不同思维

东方中式儒家思想薰陶下,我们常谈到的是四维,礼义廉耻;对照于美国以基督教文明的概念,从礼、廉、耻都能找到相对应的英文字,能完整的表述那个字所带表的含意和在我们言行中所存在的定位。但是就唯独『义』这个字没有,我曾经询问在双母语环境下长大的美籍华人朋友,到底『义』这个字在英文里能不能找到很适当的一个字来解释,而不需要用落落长的一串英文来阐述?他想了半天,说『brotherhood』可以吗?讲完后,他又自己推翻了,那或许可以解释为『兄弟热血之情、同袍之爱』,但是要阐述『义』这个字,好像还不是那么的精准

义气,这个词是中文独有的,它呈现于很多方面,对朋友讲义气,对公司讲义气,对员工讲义气。在东方,我们会听到一些论述,『老板对我真的太好了,我没办法离开这间公司』,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讲义气。因为老板对你好,你就有相对应的报答或是坚持,对手挖角你、有人约你创业,你都不能去,因为这是对老板的义气,这是一种价值型的、道德性的坚持,大于你对自我利益的追求。

西方公司重利益

但是在西方,人们并不这样思维。因为你是自私的,我也是自私的。如果我们要合作要怎么样达成共识?那就是透过谈判拟合约,白纸黑字定好之后,就照这样办。在美国资本主义的概念下,大家就是看谁的筹码多肌肉大,就决定了谈判的结果;大家看看美国职业运动的球员谈判薪资,就是最好的例子。战绩表现好,就被捧上天、隔年受伤了表现极差,就跌落云端地狱;非常逻辑且明确的游戏规则

在这样的概念下,美国很多大公司,大家的合作是不谈向心力的。对公司方来说,我知道我们的结合来自于利益的绑定,由于我能提供你利益,你能提供我价值,咱们双方就一拍即合。反过来说,如果有一天这个共生关系发生了变化,你不再能提供我价值,或是我提供你的利益不足以满足你需求的时候,这一个合作关系就会破裂,一拍两散。

至于过去合作的情谊年资等等,其实都不是考量重点,重点是现实状况下,这一个合作的平衡点不存在了。由于公司方早就是以这样的概念在思考事情,所以也不会有什么『动之以情』、『道德劝说』这回事。唯一可能会发生的,就只有『诱之以利』。

东方儒家思想影响

但是在东方儒家思想的概念下,常常不是这一回事,在过去孔孟思维所提倡的封建制度概念,一直影响到现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古代作为一个臣子,就是要尽忠尽孝、全力辅佐你的主子(因为在过去无数的历史中,这种忠孝节义的行为一直被称颂着),反之,对于会跳槽的人,我们常常称之为『变节』、『叛逃』,或直接说人家『反骨』。最关键的原因,在儒家思想下,这样的行为,违背了『义』这个字的精髓。你对你所效忠的组织或领导,不讲义气,所以,你是邪恶的一方,这是要被打倒的、唾弃的。

台湾,这样的精神也延续到了今日(其实大陆原来也是,但是由于大陆这几年经济的超高速发展和急速蓬勃的创业行为,所以过去这样的模式和概念早就已经被打破了,所以一般员工在大陆的离职转换率是非常高的),在台湾经济成长停滞的情况下,对企业主来说,企业就是家天下的概念还是非常重的。如同刚才的论述所言,老臣要离开,或是来要求加薪,往往就被视为『叛变』、『逼宫』。这是很多台湾老板是不能接受的要求,你这样一提,大家常常就是朋友都不用做了。

两种文化的融合

其实事情本来就没有好坏之分、往往只有立场之别。现在很多台湾的年轻人过度崇尚西方的合约精神,觉得我们过去所崇尚的那一套传统守旧,早就过时了。但是他们不一定有感受过在这样的模式下所代表的西方现实主义,如果公司要开除你,早上告诉你之后,就锁定你的电脑更换密码,然后给你一个纸箱,请你在保全的监督之下,把东西收好,并请在中午以前离开公司的状况。

相对的,在儒家思想的模式之下,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公司干部在企业面临金融风暴的时候,由于我们传统所崇尚重情重义的精神,大家不离不弃,全力相挺,甚至愿意全体减薪度过难关,让企业继续活下去。而这种干部自愿减薪度过难关的概念,在西方文明的企业经营中是相当少见的。因为这不符合合约精神所代表的自利原则。在西方如果公司有这样的状况,大家早就树倒猢孙散,跑光了。

企业经营者而言,我们现在能做的,还是需要以合约精神为操作准则,再用企业文化辅以对向心力及认同感的薰陶,事情本来就不会那么的极端,在我们了解两种文化的状态后,择优而行,避其缺陷,就会是跨国企业可长可久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