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游戏征税35%，就真能把孩子从游戏拉回吗？

日前，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八部门联合印发文件称，国家新闻出版署将负责实施网络游戏总量调控，控制新增网络游戏上网运营数量，探索符合国情的适龄提示制度，采取措施限制未成年人使用时间。业内人士称，除了总量控制外，未来还将有游戏版号配额制和游戏行业专项税，后者类似于烟草税，据目前的消息，每款游戏的税率可能达到35%。

这对拼命抢夺用户沉浸时间的网络游戏公司而言，自然不是什么好消息，市场对此也做出了反应：《实施方案》印发后，游戏公司股价应声下跌，腾讯股价大跌4.9%。

最近几年我国的游戏产业发展迅猛，《2017年中国游戏行业发展报告》显示，2017年游戏行业整体营业收入约为2189.6亿元，同比增长23.1%； 2017年我国游戏用户规模达到5.83亿，以30岁以下的青少年为主，其中学生占比高达20%以上。但这并不意味着网络游戏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尤其是有孩子沉迷网络游戏的家长们大多认为，网络游戏与香烟等产品一样具有致瘾性，应该让孩子远离网络游戏。

在经济学意义上，首次对上瘾行为做出定义的是Becker和Murphy。根据Becker-Murphy的理性上瘾模型，上瘾消费具有“邻近互补性”，也就是说，由于增强效应，不同时期消费的上瘾品是互补品。对于网络游戏而言，简单理解就是，打完一局还想打下一局，欲罢不能。行为经济学更进一步的研究成果表明，上瘾行为只有突然中断对该商品的消费才能达到戒瘾的目的。

因此，对游戏征税是否能够中断未成年人对游戏的消费，便成了能否打破未成年人对游戏上瘾消费的关键。

对于网络游戏公司而言，公司是游戏的供给者，玩家是游戏的消费者，经济学中关于税收分担的相关理论已经得出明确的结论，税收中的大头将由弹性小的一方承担。也就是说，对游戏征税，游戏公司会把免费游戏变成收费，或者提高收费游戏的价格，最终税收的主要部分还是会转移到消费者身上，尤其是那些需求比较固定、对价格不敏感的网络游戏上瘾者。

那么问题就变成了，玩游戏的经济成本上升会对未成年人的游戏行为造成什么影响？这要从两个方面去分析。首先是玩游戏的经济门槛的提高，可能会将部分潜在玩家挡在门外，一些非重度玩家也可能就此不再接触收费游戏，毕竟，很多未成年人还没有经济来源，他们没有太多富余的资金用于游戏；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出现上瘾迹象的玩家，游戏收费的提高可能对他们并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对于一些实行两部收费制的游戏，玩家一旦熬过了最初的犹豫而决定“入坑”，后续反而会对游戏更加“忠诚”。

还应考虑的一个因素是家长。当前，许多家长对孩子的关心不足，对孩子上网情况也没有形成有效的控制，因此孩子很容易接触到网络游戏。一般情况下，只要没有发生极端情况，家长的管束也不会过于严格，毕竟大多数游戏都是免费的，这也就意味着孩子的游戏行为并不会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但是现在，孩子盗刷家长银行卡给游戏账户充钱的新闻层出不穷，使得家长对孩子玩游戏情况的管控严格不少。

但问题在于，仅仅依靠家长的外部监管，并不能从根本上戒除孩子对网络游戏的“瘾”。在短期，家长也许会绷紧这根弦，通过限制孩子游戏时间来防止孩子在游戏上投入太多金钱，但这对家长而言，并不能形成长期有效的激励，毕竟如果只是从经济损失的角度，除了极少数个别极端情况，孩子玩游戏的投入可能一般也就几百上千块钱，所以家长并没有动力在这件事上付出太多精力。

而从游戏公司的角度来看，对游戏征税的影响或许还不及游戏版号配额制。无法顺利拿到游戏版号就意味着公司无法统筹推出游戏产品的节奏，可是每款产品都是有生命周期的，一旦“青黄不接”，对公司的影响会相当大。比如腾讯之前股价暴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王者荣耀》增速逐渐放缓时，迟迟没有推出能够接替的现象级爆款游戏，直接导致投资者对腾讯二季度的游戏业务产生悲观预期。

不管是对游戏征税还是实行游戏版号配额制，从经济学角度分析，都会导致游戏的价格上涨，同时游戏的数量下降，这在短期内或许会对未成年人的游戏行为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堵而抑之，不如疏而导之。如果想让未成年人不沉迷于网络游戏，那么除了游戏以外他们应该有更多的替代选择，比如形式丰富多样的课外活动等，而这些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的努力。

但另一方面，游戏在现代社会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个趋势难以逆转，也无须逆转，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的结果。正如《游戏改变世界》中所说：“当前，电脑和视频游戏满足了现实世界无法满足的真实人类需求，带来了现实世界提供不了的奖励……除非出现重大转折，才会逆转这种人口‘迁徙’的趋势。”所以，不必把游戏视为洪水猛兽，强行控制未成年人玩游戏，还不如为他们提供更优质的游戏、创造更加规范健康的游戏环境。正如国家所希望的，不该任由没有版号的粗制滥造的游戏在市场上泛滥，那就要打造民族原创精品游戏。（作者盘和林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