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不怕失败 只怕无所作为

民国48年,胡将军至友董杰袁守谦蒋经国彭孟缉欢谈。(台湾商务提供)

今天是一个战斗时代,战斗训练在建立革命人生观,生活就是战斗,与强暴战斗,与黑暗战斗,与腐败战斗,不能战斗,便将失去生存。

『乐观愉快可以带走忧愁,带走失败,可以带来胜利。悲观想自杀的人,是最无理、最卑鄙、最无志气的荒唐男子。思想要有中心信仰要有中心,失去了中心,力量就随之消失,满肚子牢骚,满肚子批评,不能表现他有才能和学识,正表现他的愚蠢无能。大事有大难,小事有小难,天下事无一不难,但天下事无一不可克服,只在我们的决心和毅力。」

国防研究院深造

澎湖无高山河川,土地贫瘠,但人民学会了结网打鱼乘风破浪的本领,这就是战斗精神战胜环境之一例,澎湖树木,受暴风压迫,不能向上高举,但能向平地延伸,虽然高度不能超过屋顶,但盘根错节,弯曲结实,能站得住挺得起,这是战斗精神战胜自然的一例。今天是一个战斗时代,战斗训练在建立革命人生观,生活就是战斗,与强暴战斗,与黑暗战斗,与腐败战斗,不能战斗,便将失去生存。

人称部队能打仗为第一,部队以打仗为第一,一切光荣、名誉、事功皆属于打胜仗的部队,九十二师自办士官训练,增加信心,加强战力。连以下战术研习,使营连排长想法一致,看法一致,战术思想一致,各种演习,有思想有计划,情报演习,反空降演习,成绩斐然,全国第一,执行马公机场扩建工程督导有方,装备车辆管理严格,礼节周到,军纪优良,士气旺盛,信心坚强,在战力估计上,是必能打胜仗的部队,不愧为主义的军队。

四十八年十月,先生在澎湖任防卫司令前后四年,二任期满,奉令调回台北,仍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十二月奉命入国防研究院第一期深造。其时鄞县张其昀先生主持院务,为先生三十年前老友,雅相契重。先生在院一秉院中规定,进退以礼,同学中素敬先生为人,乃公推先生为学员长。先生在研究院八月,勤奋一如在国防大学时状况。在院中遇昔日教授何浩若,并分析敌情,对人民公社及当前反共局势,预测最近将来大陆必将发生空前饥荒。先生在分组研讨时,严肃地说:「我辈对反攻大陆,责无旁贷,如其不能,则宁可与草木同腐,亦不愿与人争一日长短」。

一次研讨会中,谈及当前革命形势时,先生说:

「革命事业,乃惊天动地非常大业,全在艰苦奋斗中,须以大智大仁大勇之精神完成之。革命者不怕失败,只怕无所作为,国父革命前后失败十次,最后武昌一役,而告成功;况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千古历史,均系由人而创造,并非历史创造人,此之所谓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反攻复国重担,摆在我们身上,不怕担子重,只怕我们无勇气,以肩挑此担子,故吾人应再接再厉,鼓起最后余勇,以与共军搏斗,沿历史上开国者如汉高,中兴者如光武,均在几度艰困中,迭次失败后,而以百折不挠之精神以获得最后之成功也。」

常与同学研讨学术

四十九年六月,先生毕业于国防研究院第一期,其毕业论文为「论人才建国建军之关系」,尤为院方各教授所重视,名列第一。先生选人才问题为毕业论文之题目,曾面告张其昀先生云:

「大陆沦陷,真如土崩瓦解。据我个人看法,基本原因,还在于一般青年和专家学者,茫然不知,于是随波逐流者有之,哗众取宠者有之,是非混淆,黑白颠倒,正气消沉,公道沦丧而大乱随之。故今后再造中华之唯一要务,乃在实践『知难行易』的革命哲学。因为实践笃行,本于真知灼见,不肯有真,何能实践?这是我所以选人才问题为毕业论文之用意。」

先生论人才与建国建军之关系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绪论」。第二章「人才的培养」:分如何发掘人才,如何教育人才,如何任用人才三节,分别叙述发掘、教育、任用之要领。第三章「中兴复国人才的条件」:分哲学的修养,科学的修养,兵学的修养,品德的修养四节,叙述哲学、科学、兵学、品德四种修养为中兴复国人才之必具条件。第四章「反共战争将才的选择」:分风度、武德、才能三节,说明一位战将应有的智能。第五章「结论」。斯文可谓用人之针砭,先生有感而发,全文已收入在《胡宗南先生文存》中。

国防研究院将各班毕业研究员组织同学会,以联络感情,砥砺品德学术。先生奉兼院长蒋公选任为同学会会长,仍以总统府战略顾问名义居台北,办理国防研究院毕业同学会会务,并常与同学研讨学术,不断研究军事政治及反攻战略,一如在军在学之时。

先生好学不倦,凡同学故友之来,必谈及读书心得,凡所见每问近来所读何书,一日先生颇欣赏敬重的李树正将军应邀相晤,告以近日所读者为《亚历山大新传》。先生曰:「为将之道应熟读亚历山大、汗尼拔、凯撒、屠云尼尤金、阿尔多夫斯及菲特烈等名将之战史,悉心私淑之,则必有所得。」并问及亚历山大临终时所言何事,对之感想如何?听所答言后,先生继谓:「余并读亚历山大新传英文本,发现其临终时曾言:『余虽然统治世界,但最后余终为世界所统治,一切空空如也。』其言究何所指?」李树正答以亚历山大可能以其承嗣无人,帝业必将崩溃,故空有余恨耳。先生曰:「此固可能之一面,但其十年征战,均建筑于侵略之上,虽有功业,但乏德泽,充其量不过乃一大英雄大豪杰耳。常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此时之亚历山大,虽凯旋而归,却身死异域,未尝不想及此,故其心中特有余恨,不若我之国父,推翻专制,创造民国;我之领袖,北伐统一,抗日胜利,其德泽永久留在人间者可比,此乃大圣哲与大英雄区别之处」。

先生之博学强记,对古今中外之圣哲贤人,皆以国父、领袖之德泽为标准,一般言行品德,总折中于国父与领袖,其信仰之坚定,忠贞之气节,非他人之所及也。(系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