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论》当台湾之光遇上科技民族主义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旋风席卷全台现象，表层是台湾社会对于科技创新与明星企业家的崇拜，里层流动的则台湾的民族情感与政治认同。图／本报资料照片

在今年的台北国际电脑展上，全球科技巨头云集，辉达（NVIDIA）执行长黄仁勋无疑是最受瞩目的焦点。这位出生于台湾的科技领袖，不仅展示了前沿科技的无限可能，与台湾产业链建立深厚的合作关系，更激起了台湾社会强烈的自豪与骄傲。然而当黄仁勋旋风席卷全台之际，潜藏其中的科技民族主义与问题也隐然可见。

所谓科技民族主义，本质上是国家发展型态的一种，也是看待科技的政治态度。在科技民族主义的构想中，科技兴国是核心理念。科技被视为国力的基石、国家安全的一环，也是国家荣耀感的象征。事实上，科技发展与国家政治的紧密结合，有其长远的历史。特别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科技在全球范围内重塑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格局，成为现代国家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进一步观察，在科技民族主义的运作里，科技与政治交织连动，其中的机转细腻繁复。虽然每个国家导入科技民族主义的经验不尽相同，以下的环节近似：

1、从政治到科技：政府集中资源，扶植重点科技。提升自给率，从科技自立到超越他人。科技即国力，知识或许无国界，但国家视角下的科学知识与技术有明确的主权归属与国界。

2、科技与发展：当科技培育有成时，国家继续扶植，将其产业化。让科技成长驱动经济动能；也藉产业与市场之力，推动科技的持续发展。

3、从科技再到政治：科技进而塑造国家之间的竞争格局。科技力的累积是政治力的储备；承平时期备而不用，但若外部环境处于对峙时，国安议题顺位上升，则科技力就承载更多的政治机能。做为国力展现的科技力，对外，是国家之间是否共享科技资源的敌友身份表征；对内，尚可进一步转换为社会资本。特别是在有外部威胁的情境中，科技力是强化自我肯定、凝聚民族情感与政治认同的催化剂。

事实上，科技民族主义的存在有其意义与必要，台湾的半导体产业链是最值得一提的成果。在历任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台湾倾全国之力，将半导体产业从一个小规模的行业，拉拔为全球领导者。然而科技民族主义的运作亦有诸多极易掉入的陷阱。当科技连动至政治时，未必可控的民族主义情绪即是问题之一。

以此次「仁来疯」现象为例，表层是台湾社会对于科技创新与明星企业家的崇拜，里层流动的则台湾的民族情感与政治认同。即便黄仁勋主要成长、受教育于美国，台南出生的他被视为台湾在全球科技竞争中领先群伦的象征，更被赋予深远的文化和政治意义。激情的舆论将他带来的人工智慧（AI）浪潮打造成爱台湾／不爱台湾，亲中／抗中的对立。止不住热情的舆论与意见领袖，更将他形塑为楷模，进而点名部分台企不思源，不知感念故乡；就连2017年将零组件供应商从台湾转移至中国大陆的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也中枪。

从企业的角度而言，将科技、国家与社会绑定的科技民族主义，带来的影响是颇为复杂的。一方面，社会的支持能为企业提供资金和市场机会，国家的肯定有助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过度的社会情绪与政治化却会影响企业的营运，迫使它们遵循国家设定的战略路径，即便有时这些路径可能不完全符合市场逻辑或企业的长期发展目标。例如，当政府要求企业采取某些技术标准或限制与特定国家的贸易时，也可能会阻碍企业的全球扩张计划。

当社会过度依赖特定的科技领袖或公司代表国家形象时，不仅有扭曲科技发展方向的疑虑，也使企业有经营空间受限的风险。以辉达为例，高涨的民族情绪将黄仁勋及其公司的成就，与政治认同紧密联系时，对其恐有难以言喻的压力，特别当大陆仍是辉达最重要的目标市场之一时。辉达在美国的出口禁令下，曾为大陆市场推出特供AI晶片，以求合规合法绕过美国的出口管制。黄仁勋也曾公开表示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市场；并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当中，积极反对对大陆的AI晶片产业设限，辉达不可能放弃大陆市场。当热情的舆论将其套进抗中爱台的政治紧箍咒时，爱之，适足以碍之。

在科技民族主义里，有成功的方程式，也有风险与陷阱。企业如辉达必须在中美等重要市场中寻找平衡，不应被政治化而限制了企业的全球策略。既然我们都爱黄仁勋，就让我们用适度、适当的方式爱他。让技术归技术、产业归产业，莫使黄仁勋及其他台湾企业家无端卷入他们不擅长的政治纠葛，能够专注于供应链生态、与伙伴关系的建构上，共同推进台湾半导体与AI技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