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董话筒灌满热泪
我走进「面会室」，拿起玻璃隔屏前的电话筒，想像自己来探望亲人，也想像亲人来探视自己。在警卫的监听之下，囚犯每星期在电话中，只有十分钟能与访客交谈。
我假设自己是囚犯，不论是冤枉的，或是证据确凿，我要跟来访的亲人说些甚么？安慰他们吗？要他们多忍耐？还是哭诉自己冤屈？要他们不要理睬别人鄙视的眼光？抱怨被刑求的肢体到处都在剧痛？还是告诉他们腿被打断了？或是狱卒要索取红包？请外边的亲朋好友搭救接济？最后泣不成声的交代后事？要亲人准备收尸？
我也想像自己是探望者，应该如何寄语安慰？父亲当年是「重大匪谍」、万恶不赦的重刑罪犯，是不能随便探访的。而就在这些电话的两端，不知曾经沾过多少的断肠热泪？
1969年寒冷的二月，是春节过后的某一天，父亲和他的第四任妻子倪明华女士就是在这里，隔着铁栏和玻璃，用两边黑色冰冷的话筒，「办妥」了离婚手续，随即父亲返回牢房就绝食了21天。
这些话筒从来不曾歇闲，有夫妻情侣、有父母儿女、有师生挚友，还有革命战友，当然，我绝对相信，也有真正在颠覆政府的「谋反」、「叛乱」份子，以及货真价实的匪谍，但是，我更相信绝大多数都是含冤莫白的无辜百姓。为了不能放过的那一个，而被错杀的这一百个，正在冤屈中接受水深火热的煎熬。
桌上的电话记录下无数如怨如泣、生离死别的哀戚告白，这些骨董的话筒和热线，传输着无穷尽的悲伤、希望、亲情和遗言，虽然物换星移已除役多年，却仍让我泛起沧桑难水的感思。
园区有一间图书室，美丽的同仁热忱的跟我解说，她说：「柏老服刑期间，就在这里和另外一位狱友一块管理这一、两千本图书，而其中有一套就是司马光耗时十九年编篡的《资治通鉴》。」
我看她最多25、6吧？当年还没出生呢！她微笑着回答我：「我们都受过教育训练，所以都很清楚柏老的故事。」她的自信让我既讶异又钦佩，印象深刻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