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燕翎：台湾妇女运动背后的故事
文．洪宝山
身为女人，就应该要像个女人。」日常生活中，时不时在耳边还是能听见类似的话语，其实这一句话的背后却潜藏着许多标准及限制。我们不难发现在东西方社会，皆有相同的女性议题散落在世界各个角落。而在不同年代、地域及文化背景下，衍生出数种流派之女性主义，其共同目的皆是改变女性在社会处境及地位上的不平等。
曾在台北市政府任职的顾燕翎，是台湾首位女性主义政务官，自一九七○年代积极投入妇女研究及妇女运动等相关议题，如今，探讨女性主义仍少不了她的身影，为台湾妇女运动写下真实且感动的历史纪录。从早期父权社会里普遍存在着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妇女经历长期不平衡的待遇逐渐发声而开始反抗，如同过去所知道的「一哭二闹三上吊」是一种个人发泄不满的方式，但透过个人行为或是零星几人的抗议，终究无法改变妇女在整体社会的处境。
顾燕翎以最具女性主义的代表作《第二性》为例，作者是法国女性主义作家西蒙波娃，内文诠释着男性掌握的社会建构，女性就是次等地位，想了解早期性别差异及不平等，可从此书中咀嚼出来男女有别，男主女从的差异，其概念与中国传统「男主外，女主内」十分相像。因此，男女角色的定位在过去结构性及社会制度下就已出现不对等的问题。直到十九世纪后期，中产阶级的兴起，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增加，女人纷纷反思自身处境及地位，最终集结各地方女性，并透过组织行为要求改变妇女现状。
推算妇女运动将近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背景，是属于全球性的社会运动，各国妇女运动演进皆在不同的环境背景下，衍生出不同派别，但脱离不了男女平等、互相尊重以及拥有相同的机会及经济地位的主张。回首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期间，东西方发展妇运的阶段，中国约于清末民初时期；台湾则是在日本殖民政府的统治下，当时社会运动多半采取压制手段，间接影响我国发展妇运阶段是相当短暂，但不代表往后妇运发展显得缓慢。
就在一九七○年代经济快速成长，国内女性就学及就业率提升，传统社会关系势必调整，有因当时种种学运及妇运的倡导下，女性意识逐渐抬头，但在父权社会里，贤妻良母依旧是女性的典型角色。此刻，早已接触到国外女性主义的前副总统吕秀莲回台后，借此顺势成为妇运的领导人，随后提倡与西方女权主义略有不同的新女性主义。
在一九七二年，她公开发表「新女性主义」，主张女性仍保有「女人」的本分并且自立自强，相对展现形式平等、不挑战男性的权力与权利的女才运动，强调「男女互负之贞操义务」，不能有双重道德标准，举例来说，男人可有三妻四妾，而女人要三从四德。过去种种双重标准皆透过各地妇运的努力之下，女性角色在社会及家庭结构上才逐渐改观。
在顾燕翎的眼中，这段历史为台湾妇运创造声势，在传统父权体制下有了新的突破，将性别角色及妇女问题搬上台面，当时不仅成立「拓荒者出版社」，还在各大报社刊登相关文章来传递其观念，吸引许多年轻女性的支持及回响，但观念性的倡导终究无法改变现实状态，却让这波声势有利于一九八○年代妇女团体的集结与发展。
就此可见，「妇女意识的觉醒是最重要的关键，因为妇女运动的主体就是女人。」从十九世纪以来，各国女性要求投票权、教育权、财产权、工作权及身体自主权等，并证明女人与男人的能力不能以性别来区分。经历一段时间的发展，渐渐出现思想上的转变，如：「女人要以男人作为标竿吗？」、「男人与女人到底能否一样，若不一样就不能平等吗？」等等议题值得省思。
得来不易的「女性权益」
顾燕翎借此感慨解释，有妇女运动就会有反对运动，任何社会运动只要有成果，就一定会触发反弹。想改变旧有制度及习惯并不容易，以美国妇运来说，从一九二三年就开始推动修改宪法，加入男女平等的条款，至今仍受到四分之一以上的州议会反对且尚未通过。为此表示，世界各国针对妇女议题皆有不同的政策及法律。
直到二十世纪中后期，各国逐步受到国际组织联合国的影响及监督下持续改善妇女权益。联合国呼吁各国妇女能积极参与国家要事及分担事务，于一九四六年设立妇女地位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Status of Women，简称CSW)，监视各国政府提升妇女地位及促进性别平等之策略。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九五年，短短二十年之间，举办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使得全世界的国家都不得不重视女性权益和妇女运动。然而，台湾当时并非联合国会员国，未对我国强制实施甚至在资讯上的取得有落差，但透过许多民间团体及政府对台湾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
因此在一九八○年代后期，国内许多民间妇女团体纷纷成立，如：晚晴妇女知性协会、妇女展业中心、妇女救援基金会及现代妇女基金会…等，为提升女性基本权利而设立并存在。将防治性暴力、堕胎合法化及支援慰安妇等等女性议题向社会及政府表达并服务至今，也借由当时各种组织及妇运发展出多元且具有深度价值的议题探讨。
反观，如前提所言，在一九八五年也有妇女研究学者本身反对妇女运动，主张女人应当努力表现，赢得尊重，而不是去和男人争取权利。两方立场并无对错之分，但站在顾燕翎的角度来看，她说：「女人要能自主解决问题并认清是非，若缺乏清晰的思考能力随意提出判断都对自己相当不利。」同样她也呼吁社会大众对于各种议题需要深入思考，才能做出最佳的选择。
至今，台湾性别平等了吗？
回头来看，妇女运动经历多年的发展，原本是体制外的社会运动，在台湾已经逐渐转为体制内的形式，推动妇女权益改由政府内部来运作，但不论体制内外，我国在法律的修订、性平机制的设立及性别主流化的推动，皆是世界前茅，根据统计，二○一四年我国在性别不平等指数全球排名第五，可见台湾在性别平等化有一定的成长。
为此，台湾女性地位有达到实质的改善吗？答案是：有的！从子女姓氏不再只限于父姓、夫妻财产制度可为共有财产、子女监护权以子女利益为优先考量，种种制度让我国性别平等更向前迈进一步。但我国是全世界做到性别平等的国家吗？顾燕翎肯定的表示，目前并没有任何国家敢大声宣布已成为完全性别平等的国家。性别平等的判定，可从不同的指标来测验结果，如：政治赋权、教育程度、经济参与和机会…等，皆是国家针对性别平等重要的参考指标，但值得注意的是，北欧较其他国家进步的快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台湾妇女运动从开始至今，顾燕翎总是不忘观察两性议题及现况发展，并分享她曾在餐厅内，经常看见年轻父亲负责照顾及喂食幼童，母亲在旁先行吃饭。夫妻俩能分担照顾小孩的责任，明显改变过去传统男女的性别角色。而在工作职场上，顾燕翎强调，如果企业不歧视女性和各种不同背景的人才，借此广纳英才互相激荡创造新机，对企业发展可以发挥更大效用。
虽然我国在二○一六年选出首位女总统，今年国会立委有四二％的女性当选，皆不可否认过去妇女运动者及政府的努力，但性别不平等依旧存在并持续改进。不过，妇运的目标最终的理想状态是什么？顾燕翎提出值得省思的一番话语，「不论人与人，或是人与万物之间都应该互相尊重，和平共存，秉持善待他人态度，共同迎接往后未知的道路。」
顾燕翎自1970年代从事妇女运动迄今，曾参与拓荒者出版社和妇女新知杂志社的编写，协同创立妇女新知基金会和协会、(台大)妇女研究室、女书店等。曾任交通大学通识教授、世新大学性别研究所兼任教授、台北市政府公训中心主任和社会局长、台北市YWCA董事、行政院性平会委员，台北、新竹及宜兰女性／妇权会委员，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性平会委员。着有《都是陌生旅程的起点》(九歌出版社)、《女性主义理论与流变》及《台湾妇女运动：争取性别平等的漫漫长路》(猫头鹰出版社)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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