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仲丘之死是酷热所致？
洪仲丘案侦查终结，并列有十八名的被告，并以罪责极重的凌虐致死罪起诉戒护士，惟若以起诉内容观察，此罪未来能否成立，恐也有相当疑问。
根据《陆海空军刑法》第45条第1项，部队长官凌虐部属者，可处三到七年，若因此致人于死，则可处七年以上或无期徒刑，而洪仲丘之死，既然是在关禁闭期间，因不当管教所造成，相关人等自当负起凌虐致死的罪责。惟若无法证明此等人员有犯意联络及行为分担之共犯事实，本于罪刑法定原则，就无法将洪仲丘之死，当成是集体凌虐所致。也因此，军检只将凌虐致死之罪责归咎于执行禁闭处分的戒护士官，正暴露出现行刑法对此种结构性犯行难以治罪的困境。
而即便将凌虐致死罪全推给第一线的戒护士，但基于刑罚的严厉性与最后手段性，对于凌虐两字必然采取极为限缩的解释，致须对人之肉体或精神产生不人道的虐待，才足以该当。故即便戒护士未能按表操课，亦施以法定以外之惩处手段，是否能合致于凌虐之要件，实会产生问题。
退一步言，即便不当管教合致于凌虐之手段，但是否是造成死亡的原因，肯定又是个疑问。因依据军检的起诉内容，其所列的死亡原因，即先认为，因天气酷热及悔过室空间狭小且通风不良，致有使人中暑死亡的可能性升高。又因洪仲丘本人的身体状况不佳，且有幽闭恐惧症，原已不适于关禁闭，则在如此的内、外因素交加，再加以不当操练下，洪仲丘就因此中暑，并造成器官多重衰竭致死。
如此的死因分析，看似精确与细致，但在未来审判时，却必然面临归责的障碍。因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不是基于一种可能性的臆测，不仅要有确实的证据，更要在法庭上，证明出凌虐手段与死亡结果间的连锁。依此而论，起诉书所列的四大因素，要非归咎于环境因素，即是认为是被害人的身心体质所致，则戒护士的操课过度，或促使被害人因此中暑，却难成为致死之主因，而仅能是配角。则基于罪疑惟轻原则，戒护士实亦无庸对洪仲丘之死负责。
总之，洪仲丘案虽已侦查终结，但从起诉书来看，整起事件，就是一些军士官，基于不同的动机，并借由弊病丛生的禁闭制度，恶搞一位即将退伍的下士。此等被告即便行为恶劣，却非如帮派般，已达于集体犯罪之程度，而仅能由基层士官负起凌虐致死之罪责。甚而以目前起诉的内容与证据，几乎将死因归于环境与被害人下，亦难将此等死亡的结果归于戒护士。最终，洪仲丘之死，恐会变成是天气酷热与不耐操所造成，致与天灾无异，既显得讽刺，也让人感到悲哀。
●作者吴景钦，博，真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投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