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仲丘之死是无心之过？
桃园地方法院对洪仲丘案为第一审宣判，除一人判八个月外，其余皆被处以六个月的有期徒刑。如此的判决，不仅与大众的期待有所落差，亦暴露出现行法制对结构性犯行定罪的窘境。
根据陆海空军刑法第44条第1项，部队长官凌虐部属者，可处三到十年，若因此致人于死，更可处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而洪仲丘之死，既然是由一群军士官，借由操控弊病丛生的军事惩罚制度来遂行报复之目的，所有被告就应负起共同凌虐致死的罪责。
只是欲成立刑法的共同正犯，须有犯意的联络与行为的分担，而虽然整起事件有多人参与，或该当于行为分担之要件，惟当初军检起诉时，却以查无相互间有犯意联络之事实与证据，致未以凌虐致死之重罪来追究所有被告的共犯之责，除戒护士该当此罪外，其他人等，要非以陆海空军刑法第45条第2项，法定刑度最高仅为一年之对部属施以法定以外惩罚罪，就是以刑法的妨害自由等轻罪为论处。
故洪仲丘案，正突显出对政府犯罪究责的困难。这是因在此等犯行曝光后，若诉追机关不即时为证据保全的动作，由于军队本来就属封闭，再加以相关人等仍在其位并具有一定影响力下，必然会为湮灭证据及串供等动作。至于组织内的其他成员，即便未参与犯罪，亦可能基于机关的自我保护，并避免家丑外扬，或为极力掩饰，或以消极抵抗的方式，而来阻碍侦查机关的调查，致使真相越来越不明。
更有困难的是，由于上级军官不可能亲自动手，更不会笨到以书面的方式命令下级为违法行为，致可轻易将责任推给下位者，至于这些基层的士官，亦可以上级指示为卸责。法院若未能认清此等结构性犯罪的本质，再加以检方举证之不足，所有被告的责任就必然被切割，会有轻判之结果，虽不令人意外，却也让人感到失望。
事实上，为解决此等结构性的犯行难以治罪的困境，于1998年，国际社会所签署的罗马规约里，其中的第33条第2项就规定，对于残害人权的上级命令乃属明显违法，下级公务员无服从义务，若服从而仍执行，即不能以依上级命令为免责。另就上位者而言，即便无法证明其有下令的事实，但依据第28条，只要具有上命下从的阶层关系，并对于下属所为的残害行为有所知晓，却未为任何防止措施，仍须与执行者同为负责，以来彰显结构性犯罪的集体责任性。我国虽非此规约的签署国，却不能置身事外，而须将此精神借由立法与司法具体化，以来实现人权的普世化价值。
而从此次所有被告遭轻判的结果来看，洪仲丘之死，似为一群军士官的「无心之过」，无须有人负责，致与天灾无异，既显得讽刺，亦让人感到悲哀。
●作者吴景钦，博，真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投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