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青检改」猛批错误立法帮诈团脱罪！司法院、法务部同回应

▲司法院回应剑青检改，强调《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并非错误立法。（图／记者屠惠刚摄）

记者吴铭峰／台北报导

由基层检察官组成的「剑青检改」5日发出声明，称「刑诉新法竟助诈团植入『盯梢』条款 请赖总统令司法院说明条款来源」。对此，司法院、法务部均发布声明回应。其中主管《刑事诉讼法》的司法院否认立法错误，强调这是「科技侦查及保障法」草案关系文书，非常专业，并非错误立法。

至于法务部也扼要回应，强调「曾就草案内救济条文赋予辩护人独立抗告权提出疑义，并建议依专法版本叙明救济规定，但未获司法院采纳。」

以下为司法院声明全文：

剑青检改于113年8月5日所为声明：「刑诉新法竟助诈团植入『盯梢』条款 请赖总统令司法院说明条款来源」及其内容有诸多谬误，本院提出严正澄清声明。

本次刑事诉讼法新增订第十一章之一「特殊强制处分」，系由行政院提出「科技侦查及保障法」草案关系文书，由多位立法委员及各党团提出「刑事诉讼法」第十一章之一「科技侦查」草案关系文书，于协商中由司法院、法务部各自提出建议草案，经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讨论，党团协商等相关程序，最终由三党团共同提出修正动议，经立法院三读通过，总统公布施行，符合民意，且具一定专业性，并与宪法法庭判决意旨相符，何来「趁乱植入」之说。

剑青检改声明对于刑事诉讼法第153条之10的理解，容有如下错误：

一、刑事诉讼法第153条之10非辩护人之「独立抗告权」

(一)刑事诉讼法第153条之10规定，并非辩护人之「独立抗告权」，辩护人对特殊强制处分提起抗告或声请变更或撤销，仍须为被告之利益而为，且不得与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

(二)新增订之刑事诉讼法第153条之10法文本身，并无如同法第345条或第347条有「独立」两字：另依循宪法法庭111年宪判字第3号判决主文：「就被告之辩护人而言，为有效保障被告之诉讼权，被告之辩护人对于法院羁押或延长羁押之裁定，除与被告明示意思相反外，自得为被告之利益而抗告，始与宪法第8条保障人身自由及第16条保障诉讼权之意旨无违」、及其理由：「…为有效保障被告之诉讼权，辩护人协助被告行使防御权，为宪法保障之权利。被告之辩护人，依本判决意旨，就被告依法得抗告之事项（刑事诉讼法第404条第1项但书规定参照），除与被告明示意思相反外，得为被告之利益而抗告，自属当然…」之旨，当知前述法文绝非「独立抗告权」（即非辩护人之固有权，此部分可参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842号判决之说明）。

(三)剑青检改声明对刑事诉讼法新增订第153条之10之规范内容，为错误之解读，并公开发表声明，易造成误解，应予严正澄清。

二、刑事诉讼法第153条之10规定，与增订前已存在之法文规定相仿，非本次增修时所独创

(一)于刑事诉讼法153条之10增订前，刑事诉讼法早有诸多类似条文，例如刑事诉讼法第93条之5第1项即明文规定：「被告及其辩护人得向检察官或法院声请撤销或变更限制出境、出海。」、第103条之1第1项：「侦查中检察官、被告或其辩护人认有维护看守所及在押被告安全或其他正当事由者，得声请法院变更在押被告之羁押处所。」（尚有诸多条文不予列出），均未加上「不得与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或「为被告之利益」等文字，可供参考。

(二)本次新增订刑事诉讼法第153条之10，符合立法体例，并非独创。若是如剑青检改声明的理解，本次增订前已存在之相类条文，是否也是「独立抗告权」？是否也是「盯梢条款」？其理解上之谬误，无待多言。

三、刑事诉讼法第153条之10规定，绝非辩护人之「盯梢条款」

(一)特殊强制处分而具有秘行性，实务上是由执行机关使用GPS追踪被告、使用M化设备追踪被告所持用之手机，或在户外以高倍数望远镜监看室内空间，是在受调查人及其辩护人毫不知情下施行。受调查人若欲依刑事诉讼法第153条之10提出救济，也必须是在执行机关实施完毕陈报法院后经法院通知后，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方有可能提起抗告或声请撤销或变更。

(二)依刑事诉讼法第153条之7第1项至第4项规定，执行机关报请法院通知受调查人的时间，是在前述特殊强制处分实施完毕后，且执行机关如认通知有妨害调查目的之虞、通知显有困难或不能通知者，应一并陈报。法院若审酌确有妨害调查目的之虞、通知显有困难或不能通知者，即会暂缓通知，并由执行机关按时陈报暂缓通知之原因是否消灭。换言之，如果执行机关一直陈报暂缓通知之原因，并经法院认同有此原因，即可能存有于实施完毕后长期未通知的情形，此时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当无从知悉，进而提起救济。现实上，依通讯保障及监察法之例，其通讯监察后之通知，亦是如此，实务上更有实施通讯监察结束后，已经起诉或不起诉后，长达数年仍未通知受监察人的情形。况新增订刑事诉讼法第153条之7第5项的通知，系由执行机关为之，同有暂缓通知的条款。

(三)又辩护人得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利益且不违背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明示意思下提起救济，则因新增订刑事诉讼法第153条之7所规定通知之对象为「受调查人」，并不包括「辩护人」。故辩护人要能知悉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受到特殊强制处分的调查，进而提起救济，必然是由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受通知后再为告知，始可能为之。

(四)何况，在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下，在侦查中，仅在第33条之1有辩护人阅卷权之明文，故依第153条之10对特殊强制处分提起救济时，辩护人并无从借由侦查卷宗阅卷权，进而获悉侦查内容，法院也不会在未经检察官同意下，迳提供侦查卷宗给辩护人。

(五)综上，通常情形下，辩护人要在不违背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明示之意思下，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利益提起刑事诉讼法第153条之10之救济，是在特殊强制处分实施结束并通知受调查人后，且经受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转知辩护人。在此之前，辩护人如何未卜先知进行「盯梢」？又如何因为救济而「盯梢」？

四、剑青检改声明对新增订刑事诉讼法之理解尚有诸多错误，经公开发表声明造成误会，着实遗憾，更不可因部分律师不当之行为，而抹煞律师公益形象及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于侦查中寻求律师辩护依赖之权利。本院深切企盼，剑青检改勿滥发基于理解错误之声明，破坏剑青检改向来正义之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