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献给皇帝的礼物──浑天仪高挂正大光明殿（一）
编者按：十八世纪末，英国政府以马戛尔尼为正使、首个派到中国的使节团，到底哪来的自信，竟敢向坐拥无数瓷器珍品、眼高于顶的乾隆，献上英国本土陶瓷品牌Wedgwood自制产品，做为恭贺他八十岁大寿的礼物？作者温洽溢老师即是从这个提问出发，《献给皇帝的礼物：Wedgwood瓷器王国与漫长的十八世纪》带领读者认识这个看似班门弄斧、不自量力之举背后，所隐含的各种历史力量。
或者将其当成博物馆导览手册，按图索骥，绝对另有一番乐趣和收获。
马戛尔尼颇费一番心思安排礼物的展示位置，好让乾隆回銮观赏仪器操演时可以尽收眼底：地球仪与浑天仪安置在正大光明殿大殿御座的两侧，折光镜数面自天花板垂悬而下，各面折光镜至殿顶中心，距离均为相等。
圆明园成未来英国馆
大殿北侧安置行星仪一座，马戛尔尼最为重视的天体运行仪，也就是那座「布蜡尼大利翁」，连同风雨表、玮致活（Wedgwood）瓷器、瓷像、佛拉苏（Fraser）七政仪等，就陈列在大殿的南面。另外，配备一百一十门巨砲的英国战舰「皇家君王号」（The Royal Sovereign）模型和六门小型加农砲，分别陈列在正大光明殿和长春园内的澹怀堂。如果说马戛尔尼使节团的成员好比是小型的英国皇家学会，英国使节团在圆明园内所陈列的礼物物件，或许让观者仿佛置身「万国博览会的未来英国馆。这是一次西方工艺的非凡展示，尤其是英国在科学与技术方面的工艺成就。」
马戛尔尼要在乾隆御前操演科学仪器的想法，其实是十七、十八世纪英国独特科学文化和知识观的体现。科学史家谢平（Steven Shapin）和夏佛（Simon Schaffer）曾以波以耳与其英国皇家学会的同僚构建实验发现「真实」为例，阐述十七世纪以来英国人的科学观和真理观，他们认为科学命题的真理性部分有赖公众参与的确证。诚如谢平和夏佛在他们有关英国实验哲学的开创性著作中所说的，「『事实』是共有一种实践经验过程的结果，先向自己证实，再向其他人保证其信念是有充分根据的。」所以，对当时的英国人来说，现代科学的事实、知识的真理，既属知识论领域，也是社会性范畴。
这种实验主义、经验主义的科学观、真理观，强调来自不同群体的人自愿作证，可以消除怀疑主义者所担心个人感知所可能存在的偏见，同时唯有证人出于自愿而非遭外力胁迫，以这种方式得到的共识结论才更具有验证的效力。科学知识的可靠性有赖公众的参与，而科学知识的公共性，使得科学家能够验证与辩论，经过公共的程序，才能为科学知识奠定坚实的基础。所以，十七世纪的英国科学家常常选择在实验室以外的公共空间，如咖啡馆、沙龙、俱乐部和其他场所，向公众展示他们的实验成果，以强化这种科学知识的公共性。
寇文．威廉（Cowen Brian William）在他的著作《咖啡的社会生活：英国咖啡馆的诞生》（The Social Life of Coffee: The Emergence of the British Coffeehouse）一书说道：「咖啡馆为志趣相投的学者提供了一个聚会的场所。他们在这里阅读、相互学习和辩论。」当时许多著名的学者，都会到咖啡馆和公众进行交流，发表科学成果。例如英国皇家学会首任会长胡克（Robert Hooke）、同样曾经担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的皮普斯（Samuel Pepys）、建筑大师雷恩爵士（Sir Christopher Wren）、造船巨擘派特（Peter Pett）。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谈到十八世纪英国机械科学教育较欧洲其他国家更为普及时，绘声绘影说道：「一七四○年代末之前，在一家伦敦咖啡馆的系列讲座中可能学到的应用机械学（applied mechanics），比在法国任何一家全日制学院（college de plein exercice）学到的都要多。」英国这种实验科学的公开展示，可以说是「公共利用理性」的典范，其间预设了参与者的理性沟通与交流。
这种理性沟通与交流或许正是马戛尔尼此行特别期待想从乾隆和中国得到的。与马戛尔尼同时代的英国官员、政治经济学家和道德哲学家，都把商业和外交视为两种不同的跨国界交流，诚如何伟亚（James L. Hevia）所说的，「每一种交流形式都包含了谈判。通过谈判而达成的理性交换会产生『互利』。」这种互惠互利的外交与商业谈判，就是马戛尔尼使节团中国之行的两大目标。
对于礼物的选择，马戛尔尼显然并未接纳博尔顿的建议，主要还是挑选奢华的钟表、瓷器、天文仪器和科学设备，而不是物廉价美和实用性物品。从礼物清单的内容和寓意来看，英国使节团的想法，可以说是复制了明清时期耶稣会传教士在华的传教策略。就像西洋传教士期盼透过欧洲的艺术与科技敲开中国人接纳、甚至拥抱基督信仰的心扉，英国使节团同样冀望以英国精湛的工艺与科技，扩大英国商品在中国的市场。一六○一年，万历二十九年，义大利籍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就是以西洋钟表为敲门砖，叩开了紫禁城的大门。
耶稣会在华的传教策略，强调循序渐进、宁缺勿滥，布道的对象首先在于赢得中国社会主流、文化菁英之士大夫阶层的友谊和支持，借由士大夫上层菁英风行草偃的力量，达到宣教的「滚雪球效应」。诚如耶稣会创始人罗耀拉所说，「耶稣会愈是接近上层阶级，愈能彰显上帝的伟大荣耀。」于是，利玛窦入华不久，便脱去僧袍、穿上儒服，把归化信徒的对象指向士大夫。（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