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移民成危机替罪羊 西方不再是“希望之乡”

本站教育讯 据联合早报报道，欧洲正面临移民困境。主流政客囿于“恐外症”党派的要挟，不得不用反移民口号来取悦忧心忡忡的公众，而在海外出生的人则在学校、城市和工作单位日益被边缘化。然而，尽管欧洲大陆很多国家面临高失业率，许多雇主却找不到他们所需要的员工。工程师、医生和护士均供不应求，农场工人和健康助理也是如此。欧洲也一直缺乏创意可以驱动经济和创造就业的企业家。

目前盛行的质疑移民的观点并不完全毫无根据。许多社区确实被两极化了，无怪乎欧洲人会忧心不已。但把这一现象归咎于移民是错误的并只会加剧问题。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因为没有承担起责任，我们让移民成了其他一系列不相关问题的替罪羊。全球经济危机、关乎欧洲存亡的政治争论，以及新兴势力的崛起所造成的挥之不去的不安全感，往往通过对移民的不满表达出来。这样不仅不公平，还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不能专注于构思解决真正问题的办法。

西方不再是“希望之乡”

欧洲各国最终必须如实承认，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一样，它们也是移民国家。在不少欧洲国家——包括西班牙、英国、德国、荷兰和希腊——外国出生居民比重与美国不相上下。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没有作出必要的努力来让新来者融入我们的学校和工作场所。在改革我们的公共机构，让它们变得更包容、更能满足多元化社会的需求上，我们也做得不够。问题不在于多少新移民被欧盟接受，而在于认识到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的性质和结构。

这既讽刺——又危险——欧洲的反移民情绪在全球结构性变化给移民流带来根本性变化的当口达到了最高峰。最重要的转变是具吸引力的新地区的出现。企业家、拥有博士学位的移民及纯粹为了改善生活的移民正涌向巴西、南非、印度尼西亚、墨西哥、中国和印度。未来十年，移民增长的大头将在南方。西方不再是“希望之乡”，欧洲的全球竞争力也将因此蒙上一层阴影。

欧洲人口的老龄化是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工作人口数量将大幅下降，到本世纪中叶可能将减少近三分之一。这对欧洲的社会模式、城市的活力、创新和竞争力及代际关系（随着老人越来越依赖年轻人）产生巨大的影响。历史显示，欢迎新公民能量和活力的国家最具国际竞争力，但欧洲却在反其道而行的收紧边境。但情况并不是不可挽回。欧洲之所以落得如此田地，是拜没有积极行动和短视决策所赐。这意味着欧洲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事实上，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出现了希望之光。

例如，瑞典已经修改了移民政策，允许雇主列明他们需要有什么技能的移民员工（该政策有一项瑞典人和欧盟公民享有优先权的保护措施）。在较理性的时期，这类改革会让欧洲羡慕不已，特别是考虑到瑞典经济在欧洲本来就韧性较强。这些政策显然已经引起了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注意，它们都准备仿效瑞典的做法。

在融合移民方面也有不少创新。不少方案（尽管力度不大）鼓励有移民背景者申请警察、消防队、媒体和其他公共部门的职位。这些措施也符合了让公共机构更接近它们所服务的人群的迫切需要。

需要足够的政治决心

还有很多途径可以增进融合。我们都了解早期儿童教育的重要性，知道什么样的教育计划可以促进移民儿童和本地儿童之间的关系。我们也明白融合过程中找到工作的重要性，知道怎样更好地识别移民的技能，怎样为他们提供正确的职业培训，及怎样克服招聘中的歧视。

但是，尽管我们知道要怎么样做，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足够的政治决心。好消息是，如果我们可以处理好融合问题，就更有可能说服公众支持更开放的移民政策。

同样重要的是移民的国际合作问题。去年阿拉伯之春革命期间，欧盟坐失一次开始团结地中海两岸的历史良机。欧洲没有向年轻学生、企业家和其他北非人敞开大门。如今，欧盟正更努力地加强同南面邻居的关系。潜在机会包括自由贸易协定、放宽对大学留学生的签证要求、暂时性工作计划及吸引企业家的激励措施。

在移民问题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单枪匹马解决问题。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身处的环境在未来多年也可能不利于移民。我们能够取得多少进步取决于我们能够打破多少关于移民的流言。

移民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我们必须鞭策自己设计出适应新现实的制度和方法。如果我们能够成功，人力流动将成为21世纪的一项巨大资产。

作者Peter Sutherland是高盛国际主席、伦敦经济学院董事会主席及联合国移民和发展特别代表；Cecilia Malmstrom是欧盟内部事务执委及瑞典前欧洲事务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