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事法執行的困境與迷思

联合报阳光行动关于「少年事件处理法」增修、执法及其相关运作失灵的专题报导，反映了少年事件的处理，在没有「问题少年」、只有「少年问题」的诸多迷思间摆荡，以致徒有少事法，却难以自行。

增订修正后正式上路的少事法，依其行政辅导先行的处遇原则，让胆子大、易冲动、好操控、讲义气、刑期短且涉世未深的少年人口族群，成为黑帮犯罪偏好吸纳的工具人。如此一来，相关的讨论，就不仅只在从虞犯到曝险的改称、从中离到中辍与中介教育的消极防治补强，以及从司法处遇的刑法判决及矫治机构，到保护管束的感化教育及矫正学校；而应是充斥保护主义思维的少事法，要如何在儿少权维权、增权或限权之间，取得儿少的最佳利益及停损设置的衡平关系。

少事法执行所出现的诸多困境，包括：一、成年人与儿少认知行为的世代落差；二、主流社会及其权控关系的代际间不对等；三、欠缺对于少年个人、家庭、社会的内外在系统归因的综融性考察；四、从家庭、学校漏接到帮派接手的相互推拉拔河；五、家庭会伤人，有不是的父母，国家机器运作失灵；六、从司法介入，转至毫无强制规范权之少辅会与社工，难以作为；七、个案复杂，但公文量增加、经费不足的少辅社工职场现况，急需变革；八、从追究父母连带责任、强制亲职教育到取消少年前科注销等，皆有待修法；九、从作为代罪羔羊的非行少年，到压迫影武者的共犯结构，更要追究；十、少年法庭法官决定与治安法庭思维，需要统整；十一、从垂直串接到协力对接与转介衔接之间的统合机制，急需建置。

总之，从儿童少年之「个体」、少年事件处理之「制度设计」，到社会变迁之「大环境」，应作通盘性检视。

时下年轻世代处于过度的社会保护氛围，使得包容不等于纵容、信任不同于放任的观念态度，有待进一步廓清。诸多儿少乖张行径，起因于父母家庭，酝酿于少年团体，发微于校园帮派，显现于数位中介，爆发于充满诱因之大社会；从问题少年到少年问题，需要的是用心陪伴和结构性解套，而非只聚焦于有无前科、通报、行政辅导，抑或是有无司法介入之类的锯箭式绩效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