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书磊／勾勾缠如何解 纠缠行为入法的困境
▲纠缠行为除了危及人身安全外，对个人隐私和行动自由等都有影响，应尽速制定一个能够保障被纠缠者身心安全的法规。（图／视觉中国）
我国因为现行法规对于跟踪骚扰行为的规范不足，且散见在许多不同的法律中，内政部终于在2018年提出了《纠缠行为防制法》草案，期待能够回应被害人的需求，在跟踪和纠缠行为开始的初期便加以介入，避免发生更严重的犯罪行为。
草案原本已经通过立法院内政委员会的初审，然而，在立法院朝野协商时，因警政署喊煞车，草案被退回内政部，需要重新研议后再次送入立法院，目前尚未三读通过。
从过去许多案件都可看出，跟踪及骚扰等纠缠行为在现代社会中宛如不定时炸弹。当许多单独看来是微小而仅令人不悦的行为，在长时间连续对特定人进行，甚至随时间演进转为更加暴力、剧烈的行为时，法律要在什么时间点介入、什么样的行为需要被规范、处罚的强度为何，才能在被害人害怕、忧虑，或受伤前便提供适当的保护，便是纠缠行为入法的难题。
纠缠的恐怖在沉默中爆发
草案中对纠缠行为的定义，只要是因为对一个人的感情，无论是爱恨情仇，而对他（她）反复或持续作出实体上的跟踪行为，如开车尾随、装针孔监视、私下探查行程、到住家或公司站岗，或利用科技或通讯方式骚扰，如打无声电话、不断传简讯、无故到爆料公社张贴个人讯息、未经同意为其订购商品或是逢年过节不断送礼等，都有可能被认定为纠缠行为。
纠缠行为和日常生活中大家常会做的一般社交行为，往往只有一线之隔，要划清判断标准使公权力能够介入，就必须考量到会不会侵害到人民的其他权利；或是标准若太宽松，会不会因此造成滥诉、滥报等资源滥用的现象，都是需要清楚规定的。
目前依照内政部2018年提出《纠缠行为防制法》草案，是以所谓「阶段式的介入」来因应：对于现场当下发生的纠缠行为，因为有其急迫性，警察可以劝阻并制止；而调查之后认定有纠缠行为者，得以开罚；若还是没有效，则可由法院开出防制令来阻止其行为。
回到纠缠和社交行为难以界定的问题上，草案另外也规定了，做出这些行为时，要让人产生厌恶或害怕等不舒服的情绪，才会是纠缠行为。
法规保护的对象，因为长时间、固定的纠缠行为，会使和被纠缠的人生活在一起或是长时间相处的人也受到影响，因此草案也规定，除了被纠缠者本身会受到保护外，他的另一半、同住一个屋檐的家人、一起上班的同事或同学，如果因为纠缠行为感到厌恶或害怕，也可以运用此草案的规定寻求保护。
草案规范不足且难以执行
对本次草案的质疑，主要有两大声音：一是认为规范仍不足，再者是认为规范有难以执行之处。
有人认为本次草案规范的行为定义太狭隘，其中列出的纠缠行为虽然看似广泛，但现实案件中便有许多已造成受害者主观上的害怕或厌恶，但却无法归入草案分类的行为，例如：有异物癖好而不断窃取他人卫生用品者，似乎就无法受到此法的规范。以感情因素作为判断的标准之一，太过空泛且难以举证，以及并未对纠缠行为处以刑罚，对于受到身心危害或是实际受到伤害的被害人来说，防治效果也有所不足。
另一方面，以执法机关的角色来看，警政署提出希望暂缓推动的理由，主要是执行勤务的警员人手不足。若依照草案的定义来看，可能会增加许多的纠缠案件，怕会排挤到其他案件的人力，而且和目前现行法中对跟踪行为等规范重叠之处也尚未处理，若通过后员警要适用哪条法规、调查权限为何，都会有实际困难，因此希望能再纳入其他法规做通盘配套的斟酌，让法规得以实际被运用，进而真正保护受害者。
纠缠行为除了危及人身安全外，对个人隐私和行动自由等都有影响，但由于其有着行为历时长、行为态样复杂，以及和普通行为难以界定等特性，如何兼顾被害人保护、犯罪行为防治和实际法规执行成效等层面，在世界各国都有其困难性，希望在本草案退回内政部后，能够参酌各方意见，尽速制定一个能够保障被纠缠者身心安全的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