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古而化

赵古泥镌「仁人之言其利溥」。赵古泥师从吴昌硕，印风一变乃师之貌，化圆为方。总体表现虽未能超迈其师，但也另开新风，成为虞山派宗祖。

古耀华镌「尽携书画到天涯」。学习篆刻，除去漫无章法乱刻的启始几年，虞山印风可算是余初习治印时最早的摩习范式。此作以东坡诗句入印，取法虞山赵古泥风格，运刀半冲半切成之。（古耀华提供）

这世上顶尖聪敏，能够自「无」生「有」的天才绝少，多数能略有所成者总需奠基在前人的基础上。

如赵之谦这般天纵才情，在55年的岁月中仅创作三百余方印作，便能在篆刻史上站稳大家位置的，恐怕是绝无仅有了。近代篆刻史上能够开宗立派，成一家面目者，一生所作，往往不下万印，逾二、三万印者亦不在少数。即便连曾被赵之谦视为偶像样板的吴让之，终其一生，约莫也有一万余方的印作存世。

论及吴、赵情谊，则不能不提赵氏好友魏稼孙。为了「督促」好友赵之谦在篆刻创作上能有进境，稼孙兴起为其编刊印谱之念，并应诺延请让赵氏心折的吴让之为印谱评点、书序。如是妙招，确实也让赵之谦在34至36岁之间的三年，创作了二百余方印作，占其一生总数过半。

在整个清代的篆刻史上，赵之谦无疑是一位孤高自负的创作者。赵氏以如此少量印作便能名留青史的孤例，或许源于其不可遏抑的天才，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其在书画摹古与实践上的功深力久，为其篆刻创作提供了厚实的养分。

相较于赵之谦的狂傲，近代印坛另一巨擘吴昌硕则可算是「好好先生」的典范。据说他几乎不曾以负面文字评价他人作品，遇到呈上作品求教者，往往以「很好、很好」四字点评，是否真的如此，恐怕也只有缶老自知了。吴昌硕一生艺术成就非凡，主要得力于对「石鼓文」的手摩心追。不仅其书法、篆刻以此为本，即便连绘画线条亦源出于此。其门下高手甚多，惜皆未能脱其面貌，唯赵古泥在揉化缶翁面目之余，还能参通古代封泥样式而开创虞山印风，自树一帜。

在写字、刻印这些事上，我自知自己不是天才。反复临习古、近人作品，间或创作，是我的习艺模式。过往就读清大之时，与当年教授文字学的蔡雄祥老师，每周至少一夜是在酒食之间，向其请益书篆之学。而其他几晚则是和当时的室友一道至人社院的图书馆，他读他喜爱的现代散文，我则埋首于各类古文字字典中，一页一页翻看，遇着不识之字，便提笔一遍又一遍地描，直至能默记此字字形为止。当年治石，平均一周约有5至10方的印量，而逢寒、暑长假，则是以百方为计，四年下来，大约也胡乱刻了二千有余。大学四年，同学们离校返乡，寄回家的包裹泰半是厚重的书本与衣物，而我则多了几箱沉甸甸的石头，与一叠叠的摹字资料。

回首习印之路，大学时建立的种种习惯迄今似乎不曾改变，治印之数亦然。或许吾质驽钝，无能与古近印人骈比，但放松心情，在这学习的路上，能够悠游于前人手痕之中，大概也足以让人暂抛扰人俗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