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论广场》王作荣的铁骨与富强经济学（林建甫）

王作荣（本报系资料照片）

去年12月17日在东吴大学举办的王作荣教授纪念研讨会，很荣幸应主办单位邀请上台讲述对王老师的纪念感言。会后，我将感言整理，遂成此文。

我跟王老师结缘是大一进台大，在农经系。王老师是我经济学原理的授课教授。大三时转到经济系，王老师是我的导师，因此就可以亲炙王老师，学到很多。

王老师上课一开始就是写黑板，两、三大段的英文，然后加以讲解，这样的步骤最重要的就是让我接触原文的教材。那个时代中文书还是相当的少，所以上课之后，读原文书还是一大考验。大一的时候，微积分、会计学当然也都是原文书，但是经济学的确最需要花功夫，因为我们用的是鲍莫（William Baumol）的课本。鲍莫的书，天南地北的写，因此读起来很累，往往一整页都是满满的单字。辛苦之下，英文却能日进有功。这让我们养成直接从原文书上吸收知识。农经系班上一届才30几位同学，我们班出了一打博士，而且大都是经济博士，这绝对要归功于王老师的经济启蒙。

当王老师的学生，最重要的是学到「独立思考」的观念，就诚如王老师常讲的，不要相信哪一个学派，哪一位大老讲的话，自己把它想清楚，成为自己的想法。王老师一生不畏权贵，因为底气足，讲话就大声。这也是王老师铁笔写作铿锵有力、立论有据最重要的原因。

其实不论是当王老师的学生或是后来的导生，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就是每学期到老师家。师母每次都准备一堆的米粉、水饺、鸡腿等，让我们享受丰盛的一餐。师母也陪我们聊天，嘘寒问暖，非常亲切。后来知道师母范馨香女士是司法院的大法官，跟王老师是中央大学同学，俩人同科考试，同榜录取，老师是政治系，师母是法律系。两人在大学时认识，并在当时抗战的重庆沙坪坝展开恋曲。我后来到重庆开会，也特别请人带我到沙坪坝一游，遥想当年他们在此读书时的大学生活。

到老师家更重要的是可以听老师更多的「课外话」。老师说他是个内向的人，但几次的感觉都是老师在找话题，也在教育我们。我们接受到最重要的讯息是知识分子要有傲骨与爱国的情操。

王老师大学毕业后就在重庆担任公务员，抗战胜利后坐船到西雅图华盛顿州大留学，取得学位后因为国共内战，放弃博士班就读机会，返国报效国家。却因战事吃紧，一路奔波到台湾。在台北安定下来后，受到尹仲容赏识，成并为他最重要的幕僚。

王老师比较美中当时的情形，认识到中国的穷困，台湾唯有发展经济、自立图强，才能继续生存，才能拯救中国。他更把握公费机会到美国范登堡大学学习经济发展课题，及到纽约接受世界银行半年的训练。因此对如何发达经济，逐渐了然于胸，做出规画。

王老师也有机会接受联合国聘请，到曼谷任职亚洲暨远东经济委员会，并因为表现优异获得终身职。但后来却一心挂念台湾而辞职返国。读过《台湾经济发展论文选集》一书，尤其是画龙点睛的序文，对老师的心情转折，及如何从以色列、日本等国的发展经验来建设台湾成为现代化国家，无不衷心佩服。

我们大一下时，遇到千载难逢的经济政策辩论：「王蒋大战」。同学莫不关注当时每一篇文章的论点及情势的发展。这不但加深大家的学习动力，也让我们了解经济学的淑世特性。

当时欧美面临石油危机，全球经济学界逐渐倒向货币学派；凯因斯学派在被通膨及停滞问题夹击下，逐渐式微。但王老师当时主张追求成长为优先，以低利率活络工商企业，促进经济发展，颇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其背后最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老师的一贯思想：要以经济发展来建设富强国家。

40多年前王老师的上课及文章影响了我以后的人生甚多，我要感谢的太多，不是一纸文章可形容于万一。

（作者为中信金融管理学院讲座教授、国立台湾大学经济系名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