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司法纵放杀人犯还是制度放任杀人犯？
近日一则法院判决引发社会对于精神病患者的诸多讨论。依照新闻报导，该名男子在多年前曾有相关的就医记录，但事后该男并没有持续就医。这类似的情节，不禁让人联想起之前爆红的戏剧《我们与恶的距离》。残酷的是，在被害者家属遭逢巨变后，司法往往只能处于扮演被动事后的适用法律的角色，依照法律做出判决后，往往又常被人以猎巫的方式曲解，衍生许多社会问题层出不穷。
我们都知道，预防甚于治疗。面对疫情严峻的今日，政府能够以事前的洞察远见超前部署，顺利成为世界模范与关注的焦点。然而面对这棘手的精神病患者社会照护与治疗预防问题，政府是否也能够严正以待，提出更精进的方案来超前部署，避免更多无辜的民众遭受生命威胁，减少更多悲剧发生后，耗费庞大的社会成本，也能让司法能够专心处理更多社会重视的瞩目案件呢？
其实精神病患者衍生出的社会重大新闻并不亚于国内疫情造成的伤亡和恐慌，只是因为我们总是把目光放在司法判决是否能够彰显正义，忽略了真正背后应该积极面对的精神病患者的医疗问题。到底是司法纵放杀人犯还是制度放任杀人犯？值得让我们在防疫之余持续追踪和讨论，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让患者受到更多的治疗与照护，使民众免于恐惧与生命身体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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