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严格要求成绩的继父家暴 考上台大却是恶梦不断
刘灵均：拜托，别生我，当人太痛苦了。
我常觉得自己不会活太久，之前想过，如果平权公投不如预期，我也很难有撑下去的理由。这几天，爱家公投真的过了，生气沮丧，一直吃东西，其实很不平静。咬着牙把要做的事情做完而已。我之前在台湾的高中兼课教日文，现在在日本三重大学当讲师、做同志运动和台湾研究，我看到曾经帮助的学生现在过得很好，这是我值得活着的理由了。
人生难道都没有快乐的时刻吗？33岁的刘灵均建中、台大毕业，到日本念博士班，几乎是人生胜利组，此时却只能在旧照片里捕捉快乐的记忆。那是他8岁生日，茶几上摆着奶油蛋糕：「我生日都在寒假，从来没有到学校发过糖果，大人知道，都会特别留意帮我过生日。」他看着照片迟疑许久，连地点、庆生会的细节全都想不起：「这应该是很开心的时刻吧，可是我一点也不记得。」
但对刘灵均来说，快乐与痛苦是相伴而来。出生在台北的他，父亲有家暴倾向，同一个人可以为他庆生，拍下快乐的照片，下一刻喝了酒，又成了暴力的压迫者，心理长期养成的机制是：尽力忘记童年的一切。但有些事总还是记得的：「我4岁，爸爸喝酒就打人，我曾经被打到腿快断掉，眼睛差点瞎掉…。」
10岁时，父母离婚，继父严格要求功课，刘灵均小六就得读完国中数理课程，功课略有差错，就是无止境的体罚：「屁股被打到黑青，手被打到肿起来，像鸡爪一样合不起来，打完继续拿笔写评量。」
「我妈曾经说，你今天可以念到台大，还不是这样被打出来的？但如果念台大需要这样的代价，我宁愿不要。」被打的恶梦一直纠缠着他，失眠、忧郁的状况时好时坏，「假如遇到开心的事，我会很不安，不知道是不是哪一刻要付出惨痛的代价…我无法跟正常家庭出身的人谈恋爱，他们无法理解我莫名的低潮和不安。」
他替自己寻找困境的出口，大四时，台湾民法修订，儿女可因实质伤害申请从母姓，刘灵均原本从父姓「许」：「我不想在姓名上跟他有瓜葛。」为了改姓，他上法庭陈述意见，法官却痛斥他：「这些大学生没事书念太多、被女性主义影响才如此多事。」刘灵均当场气到说不出话来，双手直抖：「法官大概以为我是精神状况不好，要发病了，才认定我有因父亲造成的实质伤害，通过我从母姓。」
从母姓真的有带来任何转变吗？「我爸打我的时候，大约三十几岁，就像我这样的年纪。」刘灵均在日本学业遇到瓶颈又遭逢失恋，跟家人的关系时好时坏：「我后来明白，父亲当时人生可能也遇到不得志的阶段，那种内外交迫的压力最后往家人身上发泄。」不仅是他的33岁相似于父亲33岁的心情，连长相、喝酒的生活习惯二人也愈老愈像。人生如此讽剌，也因为这种命中注定的相似，让他理解当年的施暴者。
2年前生父过世，他回台湾处理丧事。虽然不再姓许了，他仍以长子的身分「捧斗」：「不要让长辈为难。」把姓氏改成母姓，与妈妈的冲突却依旧无解：「我23岁时，揭发继父外遇，继父拿刀要杀我，妈妈后来跟他离婚。」
他从事性别运动、读女性主义，某方面也是为了理解母亲为何默许孩子被打，「在很刻板的两性关系里，妻子就是要听丈夫的，小孩就要打、要管教，在这种传统价值下，妈妈也是受害者。」受害的上一代继续伤害下一代，他说爱家公投传递的是一种刻板的性别与家庭想像，「一个幸福的家庭不在于是否为男女、是否是严父慈母，而是发生苦难时可以互相倾吐和沟通。」
母子之间并不是全然无爱，旧照里，他戴着厚重的近视眼镜，有遗传性的近视与弱视，医生诊断有失明的危险，母亲为此担心不已，时常带他转搭公车，四处寻找名医。他高中意识到自己是同性恋：「我有阵子，成绩不稳定，老师竟然跟我妈说我是同性恋，要她注意一下。」事情虽被他搪塞过去，直到大学时，他上同志网站被继父发现，他才被迫出柜。就算家庭里多次争吵，刘灵均仍毫不避讳地带男友回家，挑战妈妈的极限，「我很感谢妈妈后来接受我。」
在恶意里长大的孩子，要让那些不堪的过去有意义：「我被家暴过，有次我看到我学生身上有瘀青，一眼就认出来是被打的，后来我主动介入，拉了那个孩子一把。」在这个保守势力反扑的时代，唯有顽固地活着才是抵抗恶意的出路，「我说这些过去，并不是要控诉我妈，只是这个社会从来都不正视这些事情，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痛苦能被看见而已。」如果连痛苦的存在都像公投的结果一样被否认，那痛苦便是没有出口、绝对的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