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吃了不少时局的苦
我是北京人，生在北京的大家庭中，世代均在北京，因家父任职空军，民国三十七年初被调任到台湾，带着母亲和哥哥先到了台湾，我也于当年四月随小叔一起来到台湾，才一岁半吧！在台湾一住就是七十几年了，现在也成台湾人了，但一般人都称呼我是外省人，到大陆叫我是「台胞」，我的家乡在哪儿？时局造成的也无可奈何。
来台湾最初在我脑海中的印象，住在台南，军方分配给父亲一栋日式房子，有前庭后院，当地人称作那地方为「水交社」（日据时代的海军水兵交际社），但是没住多久又搬到屏东的飞机场附近新盖的眷村，每家都用木板、铁皮等盖了厨房，用竹子围了庭院，就像是影星钟楚红演的《竹篱笆外的春天》里的情景那样，我长大后问家父，为何会搬到那儿？家父称，「没办法，不久之后，大陆又撤退来大批人挤在日式房子中。」房子先是一分二，又二分四，最后挤了八家，父亲说「我们搬走吧」，于是就在竹篱笆内的家住了十多年。
我十八岁时，因家父调职于台北，我们也举家搬到台北，是乘坐运输机，我揹着行军袋中装满了锅碗瓢盆等，在台北市一直住到今天。
我四十五岁那年才回北京，开始了解北京家人的情况，长辈还有大伯、大妈，同辈有堂弟、堂妹，堂弟生了一儿一女，因是满族（少数民族），所以多生了一个。大家庭里老中青三代同堂，和乐融融，住的房子比我要大得多，家中布置井然有序，还有钢琴，真令人羡慕，但生活习惯过得比我们还要保守。
我和他们相处了半个月，才渐渐知道过去几十年的经历，原来因为我父亲的关系都被打入黑五类，在大陆政权搞运动中吃尽了苦头，堂弟被下放到云南，堂妹在工厂中做工。但是大伯、大妈很注重子女教育，堂弟从军中退伍，改革开放后被分到一家公营的音乐社，现在升到总经理的位置；堂妹是北京师大毕业，在师大附中教书，又利用晚间进修，硕士班毕业后升到教务主任，现又升为副校长了；堂妹嫁给她同学，是数学博士，在大学教书。经过一家人十几年的努力，才有现在小康幸福的日子。
我在台湾是世新专校毕业，和他们相比，竟还是学历最低的，同辈几人年轻时吃了不少苦。我同样在台北上班，规规矩矩地赚，赚的薪水只够吃饭日常生活开销，幸而学的是新闻，夜晚又在一家报社上班，一天仅睡五个小时左右，娶了一位漂亮能干的老婆，两人省吃俭用，于蒋经国总统时代，买了两间小房子，一间给老爸、妹妹住，自己住的一间顶层加盖了一层违建，勉强像个小家庭。
到民国九十几年左右，再去北京，大伯堂弟们又换了新屋，在北京顺义区，李嘉诚盖的万科花园新城，买了一间更大更漂亮的房子，潜意识告诉我，大陆经济最近一二十年又进步了不少，台湾真该加油啦！
盼望两岸今后能够和平相处，往好的方向相互竞争，那就不是「两岸一家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