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领导人的性格与时代风格
（新华社）
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建党百年，在这曲折发展的道路中，除受外在环境与制度结构的影响外，也绝对和领导人的性格与权力脱离不了关系。
从1921年建党开始，一段时间处于苏联所支持的国际派及本土派间对党领导权的争斗，直到1935年遵义与两河口会议后，毛泽东的权力才开始巩固，进而在延安时期定于一尊，最终于1945年提出《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掌握了建党以来的发展诠释权。
中共1949年的建政当然离不开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的毛泽东思想，不仅在军事战略上指导「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也影响了建政后在外交与经济短暂的向苏联「一边倒」后，走向独立自主的道路。然而，在1956年中苏共领导人在「修正主义」与「教条主义」的言语摩擦，特别是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根本改变了世界格局。
紧接着季辛吉密访中国、尼克森访北京，不仅改变美中苏大三角关系，也顺势带来美中台小三角的变化。而在政治方面，从「反右斗争」、「庐山会议」到10年「文化大革命」，在党内、社会对毛泽东个人崇拜达到高峰。从1956至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可说是中国大陆动乱的20年，而此皆与毛个人专断以及对权力的眷恋有关。
顶着毛泽东「你办事我放心」与「两个凡是」上台的华国锋，在与邓小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一切标准」的短暂交锋后落败，中共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1981年出台中共第二个历史决议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内取得对毛泽东「三分错误七分正确」评价的共识后，不仅让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获得修补，也开启真正属于邓小平的时代。
其后党内在意识形态与发展路线的「姓资」与「姓社」争论后，改革路线也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短暂退却，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再加速启动。
江泽民的接班应算是历史的「偶然」，在胡耀邦与赵紫阳相继遭到「罢黜」，江于天安门事件后从上海市委书记高升至党的总书记，成为「第三代集体领导」的核心，开启了中共的「技术专家治国」。
其任内承袭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对外政策，完成港、澳回归，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并于2001年底加入WTO，且于任期结束前提出「三个代表」，允许民营企业主等入党，试图将中共从「阶级政党」转型为「全民政党」。
2002年中共十六大开启「第四代领导人」的接班，然而由于胡锦涛温和的性格，加上江泽民的掣肘，执政10年的「集体领导」更像是9位常委个人分工的「九龙治水」。
相较于胡锦涛的「协调型」，习近平则属「集权型」的领导风格，掌权后随即借由大力反腐与成立「顶层设计」机构以集中权力，几乎成为毛泽东之后权力最为集中的领导人。
除反贪打腐打破中共「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外，军事改革、废除一胎化及党政机构改革等的推动，再加上推出「一带一路」、在东海与南海的强势作风，甚至是对港、台及美中关系等，均可看到其不为制度结构与常规所束缚的鲜明性格。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是2018年「两会」删除国家主席任期制，也预示着其在「二十大」后将续任总书记，开启其第三个任期。
中国共产党在风雨中成立迄今百年，特别是建政后历经五代领导人，每一代执政过程中均有其时代主题，也因不同领导人的性格而出现曲折与起伏的发展
。即将到来的「百年党庆」，习近平将发表重要讲话，其份量也将会如同前述两个《历史决议案》，对权力定于一尊的领导人而言，不仅是历史诠释权的取得，也更加确立以自己为核心之「新时代」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