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与中共百年系列三》五代领导人的性格与时代风格（王信贤）

中共为欢庆建党百年，推出一系列庆祝活动，重头戏为7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大会，届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将发表谈话，各界高度关注。图为2017年中国解放军建军90周年的阅兵典礼。（新华社）

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建党百年，在这曲折发展的道路中，除受外在环境与制度结构的影响外，也绝对和领导人的性格与权力脱离不了关系。从1921年建党开始，一段时间处于苏联所支持的国际派以及本土派间对党领导权的争斗，此时期毛泽东在党内处于边缘地位，包括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与博古等，甚至周恩来、朱德与张国焘都在一段时间内的领导地位都优于毛。直到1935年遵义与两河口会议后，毛泽东权力才开始巩固，进而在延安时期定于一尊，最终于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提出《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掌握了建党以来的发展诠释权。

中共1949年的建政当然离不开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的毛泽东思想，不仅在军事战略上指导「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也影响了建政后在外交与经济短暂的向苏联「一边倒」后，走向独立自主的道路。然而，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中共在外交与内政上开始一波新的震荡，在外交方面，中苏共领导人在「修正主义」与「教条主义」的言语摩擦，甚至最后在边境发生几场小的军事冲突，特别是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这也根本改变世界格局，紧接着季辛吉密访中国、尼克森访北京，不仅改变美中苏大三角关系，也顺势带来美中台小三角的变化。在内政的经济方面，中苏冲突让短暂执行5年的「苏联重工业模式」宣布终止，取而代之的是毛式「人定胜天」的生产大跃进，进而带来死伤数千万的「三年大饥荒」；而在政治方面，一系列的冤假错案，从「反右斗争」、「庐山会议」到十年「文化大革命」，在党内、社会对毛泽东个人崇拜达到高峰的同时，包括彭德怀、刘少奇与林彪等开国元勋也都在此时期死于非命。从1956至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可说是中国大陆动乱的20年，而此皆与毛个人专断以及对权力的眷恋有关。

顶着毛泽东「你办事我放心」与「两个凡是」上台的华国锋，在与邓小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一切标准」的短暂交锋后落败，中共在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农村改革与开放沿海经济特区是此时期重要的标志，1981年出台中共第二个历史决议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内取得对毛泽东「三分错误七分正确」（三七开）评价的共识后，不仅让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在一连串政治动乱的破坏后获得修补，也开启真正属于邓小平的时代。其后党内在意识形态与发展路线的「姓资」与「姓社」争论后，改革路线也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短暂退却，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再加速启动，而这不仅是党内权力的较量，也是1991年底苏联解体所带给中共的反省。总结邓小平时期，其主张「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摸着石头过河」与「黑猫白猫论」的经改路径、改革开放与政治紧缩并存的「政左经右」模式，再加上与西方国家改善关系，甚至是「一国两制」的提出等，均与其「实用主义」思维有关，此一思维亦成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

江泽民的接班应该算是历史的「偶然」，在胡耀邦与赵紫阳相继遭到「罢黜」，江于天安门事件后从上海市委书记高升至党的总书记，成为「第三代集体领导」的核心，其初期算是依附于邓小平权威的「职能性」领导人，但后也在党政军各方面迅速建立属于自己的「上海帮」，开启了中共的「技术专家治国」，其任内承袭邓小平所提出的「韬光养晦」对外政策，完成港澳的回归，也在朱镕基的辅助下进行艰难的的国有企业改革，并于2001年底加入WTO，正式与世界经济体系接轨，并于任期结束前提出「三个代表」允许民营企业主等入党，试图将中共从「阶级政党」转型为「全民政党」。而由于其个性不同于中共领导人固有的拘谨与内敛，近年大陆民众兴起的「膜蛤文化」与「蛤丝」，不仅是对江泽民性格与言行的怀念，也颇有「讽今」的意味。2002年中共「十六大」开启「第四代领导人」的接班，然而由于胡锦涛温和的性格，再加上江泽民的掣肘，即便是胡建立了自己「共青团」的人马，但执政十年的「集体领导」更像是九位常委个人分工的「九龙治水」。整体而言，胡时期更加重视区域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均衡」，其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即是明证。

对中共政治继承而言，胡锦涛最大的功绩当属「十八大」时的「裸退」，同时将总书记与中央军委主席交给习近平，习甚至称赞此为崇高品德和高风亮节。相较于胡锦涛的「协调型」，习近平则属「集权型」的领导风格，在掌权后随即借由大力反腐与成立「顶层设计」机构以集中权力，几乎成为毛泽东之后权力最为集中的领导人。其性格也充分展现在其施政与对外关系，除反贪打腐打破中共「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与成立诸多委员会、领导小组外，军事改革、废除「一胎化」计划生育以及党政机构改革等政策的推动，再加上推出「一带一路」、在东海与南海的强势作风，甚至是对港、对台以及美中关系等，均可看到其不为制度结构与常规所束缚的鲜明性格。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是2018年「两会」删除国家主席任期制，也预示着其在即将到来的「二十大」后将续任总书记，开启其?三个任期。

中国共产党在风风雨雨中成立迄今百年，特别是建政后历经五代领导人，每一代执政过程中均有其时代主题，也因不同领导人的性格而出现曲折与起伏的发展，当习近平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的两个互不否定后，也意味着历史不只是历史，也是现实政治的问题。即将到来的「百年党庆」，习近平将发表重要的讲话，其份量也将会如同前述两个《历史决议案》，对权力定于一尊的领导人而言，不仅是历史诠释权的取得，也更加确立以自己为核心之「新时代」的来临。（作者为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特聘教授兼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