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俊达／一位资深律师蒙难的省思
▲一位律师离开了，这场悲剧留给我们什么样的省思？（图／视觉中国CFP）
近日黄姓律师因为离婚案件遭到对方当事人洪姓嫌犯驾车冲撞身故。洪嫌告诉警方，当日法院调解时，感觉黄律师口气强势，又想到过去跟妻子种种不愉快，加上离开后看到黄律师与妻子两人有说有笑，心里愈想愈气，才开车作势冲撞，酿成悲剧。事件发生后，律师公会旋即发表声明强力谴责，民众同声为黄律师抱屈，但也有不同声音归咎律师自己。不同观点歧异对立，凸显此一事件值得我们几点省思之处。
律师不该只为自己当事人讲话吗？
每逢社会发生重大刑案，如台北捷运杀人案、妈妈嘴命案，民众对于协助凶嫌辩护之律师，每每强烈批判及斥责，认为律师罔顾公平正义，竟然为凶手辩护。即使民事诉讼案件，民众对于对方律师的人身攻击，亦是屡见不险。然而，律师在诉讼中只为自己当事人讲话，真的不合理？
基于律师必须对当事人（委托人）负有的「忠诚义务」（loyalty、trustworthiness、faithfulness），甚至法律对于律师工作「禁止利害冲突」的要求标准，更甚于会计师、心理治疗师、医师、记者及学者专家等其他专业受任人 ，律师在执业行为上不仅被容许，甚至可说是被要求，「仅能」考量自身委托人的最大利益，且「无须」考量对方当事人之利益。
此一「维护当事人最大利益原则」的背后思考是：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高过一切，唯有要求律师仅需考量当事人利益，如此一来当事人才可能对律师开诚布公，如果反其道而行，长期下来，当事人可能认为不愿意透露太多给律师知情，而律师也就无法进行真正有效的辩护 。整体长远来看，律师无法充分进行论辩的结果，将可能损害「司法制度」的进步。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律师的专业辩护行为本身将推动了正义的发展 ，看看苏建和案、徐自强案、郑性泽案、关厂工人案、华隆工人案，其背后都是一群律师辛苦奋斗改变司法制度的故事。
因此，纵使律师在办案过程中处处维护自己当事人，甚至措辞强烈质疑、批判对方当事人，只要不是恶意进行无关案情的人身攻击，我们其实都应该以律师「尽忠职守」的角度来予以理解或宽容。这是目前民众在法律观念上，普遍还需要再学习、强化认知者。笔者相信，放下敌视对方律师的成见，学习聆听其专业意见的「重点」，才能让当事人自己回归理性，而有效率地思索、找出「纷争解决」的正确方向。
▲打赢官司不等于解决纷争，解决案件更不等同消弭怨恨，以专业法理、事实与证据来处理案件，是律师适当保护自己的最佳方式。（图／视觉中国CFP）
律师如何适当提醒、保护自己？
因为「忠诚义务」、「禁止利害冲突」的高要求，律师在办案过程中必须尽力，因此注定「接案」就是得罪他方当事人的开始，被贴上「挡人财路」、「制造麻烦」、「搬弄是非」的标签，成了律师职业的宿命。常见离婚案件中，律师就会背上「破坏人家婚姻家庭凶手」的黑锅。接踵而来的，除了开车冲撞律师、棍棒殴打律师之高风险，对方当事人言语谩骂、恐吓及威胁，更是许多律师都有的惨烈经验。当律师希望一般民众、对方当事人学习「理性」的同时，律师可以如何提醒、保护自己？
笔者认为，正因律师工作攸关当事人间之金钱利益、感情纠葛、权力及资源分配，导致律师工作如履薄冰、漫步钢索。当律师在追求实践公平正义及内心理想的同时，最重要的，我们或应时时提醒自己：打赢官司不等于解决纷争，解决案件更不等同消弭怨恨。能将案件纷争处理到圆满，适时点到，不穷追猛打，说服当事人见好就收，寻求双赢，进而让对方当事人愿意事后（另案）委任、信任自己，无疑是最佳执业状态。以这样的基本思维作警惕，相信律师不论在发函、书状内容、口头陈述，都能更回归到专业法理、事实及证据作为基础，而不再流于情绪及意气，自然降低对方当事人「将气出在律师身上」的风险。
笔者相信，比起随时贴身保镖围事、走路装后照镜、买足伤害意外保险，让对方当事人感受到自己不赶尽杀绝、不占尽便宜、随时保留情面的执业风格及态度，就是律师适当保护自己的最佳方式。
▲律师的协助、陪伴，毫无疑问正是消除当事人误会、降低恐惧感的关键。（图／视觉中国CFP）
少一位律师的陪伴才是真正问题？
冲突、怨恨通常来自于误解及恐惧，为何一件明明调解成立的离婚案件，竟然最后演变成双人命案？依照前述说明，笔者推测，这桩悲剧发生的真正原因，可能还是在于：洪嫌认为「律师都只帮妻子讲话」、「律师让自己感受被占便宜」，以及洪嫌未确实理解、无法感受到调解内容对自己的益处。这里凸显出了现行诉讼制度上的重要课题：没有律师从旁协助的当事人，我们如何让其真正信任这套制度？不会因为对于法律程序专业繁琐的「外行」，所衍生的误解或心理恐惧，让当事人间纷争的怨怼程度更为加剧？
笔者认为，即使当事人能正确理解对造律师的角色，而对造律师在案件处理过程中也确实让当事人感受舒适，但终究是对造律师，当事人内心深处始终会存有对于律师建议立场、动机的质疑，而这种存疑星火，一触即发即可全面燎原。或许，正是看到黄姓律师和前妻有说有笑的举止，才让洪嫌误会自己同意调解其实是被蒙骗，因此酿成悲剧。
因此，另一位律师的协助、陪伴，毫无疑问正是消除当事人误会、降低恐惧感、澄清当事人种种观念的关键，这正是整套纷争解决制度中先「建构信任」，进而「消弭对立」的重要基石。如果洪嫌在调解当时也有律师陪伴在身边，而律师能在专业上向其分析「调解成立方案」的利弊得失、对于洪嫌有何优点，且在同意调解后再陪伴、舒缓其情绪，是否可以让洪嫌对于这场调解有更多的信任，理解自己也是赢家，从而避免这场悲剧的发生？
我们已经无法弥补洪嫌当时没有律师陪伴造成的缺憾，但我们可以努力避免出现其他洪嫌。因此，我们应当正视目前诉讼制度上尚未达成「强制律师代理」的弊害，并强化未谙法律专业之一般民众（尤其弱势小老百姓）都能更加容易寻求专业律师咨询，并获得律师必要的专业协助。让当事人都有律师的陪伴，在解决法律案件的同时，也能真正消弭当事人间的怨怼。
●吴俊达，尚诘法律事务所律师，关厂工人案、洪仲丘案、华航罢工案等公益案件辩护律师。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公司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