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康桥

（文接B8版）甚了了。糟糕的教育、庸俗的社会环境，扼杀了人们的好奇心、想像力、逻辑感，还把错误的观念与事实塞满了我们的头脑。以至于我们这一代人中最杰出的头脑，就是那些最成功地拒绝正规教育的人。

仅仅感慨我们自身的「野蛮」吗？它不过是另一种自怜，而且可能变成一种责任推卸--是社会与时代环境使然，个人无能为力。在海外中国学生的社群中，两种极端看法一直并存着。大多数人庸庸碌碌，埋头于自己的小世界，而另一小部分人则以谴责自己的国家与时代为乐，一副愤愤然的样子。但他们的情绪也多少像是鲁迅在多年前批评的对象：「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万不可单是不平。」

我怀疑自己也曾陷入了同样的「愤愤然」的境地。在那些古老学院中穿梭时，多少像是波兰诗人米沃什走在巴黎街头的感慨：「走过笛卡尔街，我朝塞纳河走去，这是一个年轻的野蛮人在旅行，他因身处世界的中心而惶恐。」

我忘记了一个国家的转变是漫长而无序的，眼前令我不悦的现象，可能在这场巨大的转变中难以避免。更重要的是，我把自己的无力感转嫁给社会环境。谴责别人，比改变自己的无能要容易得多。

我需要更有耐心也更富创造力地面对这一切。在庞德感慨美国的野蛮，米沃什在巴黎感到惶恐时，他们都在为世界增添新的内容。传统与文明固然美妙，但它不仅滋养人，也可能是巨大的束缚。传统的「野蛮」或许粗鄙，却也可能蕴涵着新的可能性。

在《经验与贫乏》中，华特．班雅明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代欧洲人是传统中断的一代人、经验贫乏的一代人。但正是在贫乏中，可能诞生一种新的创造力。他们只为那些有现代感的人写作……而不为那些在对文艺复兴或洛可哥的热望中耗费自己生命的人，而在这种外在及内在的贫乏环境中，可能产生真正的事物。

现代主义那眼花缭乱的创新，甚至共产主义实验，是班雅明眼中的「真正的事物」，什么是我这一代中国人的「真正的事物」？

中国的巨大转变，是对人类社会种种既有理论、思想的检验与挑战，也提供了眼花撩乱的情感与故事。如何运用自己的头脑与眼睛，来观察、理解、描述这一切，则变成一项艰巨、迷人的工作。它也是整个人类价值系统中的重要环节。

很多时刻，我们高估自己的独特性，完全忽视了人类经验的普遍性；但另一些时候，我们又缺乏智力上的自尊，不免低估自身实践的重要性，认定自己所热烈探讨的一切，那些十九世纪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早已取得共识。

在这两种倾向背后，都是僵化的世界观，似乎某种观念一经确立，就不再改变。每一代人、每一个人，都必须以自己的方式重新理解整个世界、人类的全部遗产，并为其中增添新的元素。没有什么制度与思想是恒定不变的，它必须被不断检验与挑战。或许对自由、民主、平等等概念，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约翰．弥尔与柏克已经讲述得足够多，但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人们都会以不同方式重新理解这些概念，拓宽它们的维度。每一代人都要同时拥抱世界遗产和建立智力上的自尊。世界历史是个持续更新的过程。

而对我个人或者很多有类似经验的人来说，加入这一激动人心的过程的前提是，我们真的能确立「个人精神」。每个人都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发现世界，承担对应的责任，付出相应的代价，接受源自内心的喜悦与挫败。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这种「个人精神」从未真正觉醒，它总是屈服于人际的网路、群体的压力、社会的标准、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危难……「个人精神」的失败经常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它可能是一种全然无私的奉献精神，为了整体的利益而压制自我，也可能是一种高度的自私，除去现实利益，什么也不关心。前者放弃了个人判断，把选择的困境、道德与智力上的风险交给了集体意志，后者则选择把自我中的一部分关闭起来，拒绝和世界发生真实的关系，更恐惧这种关系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恐惧独自面对世界，必须隐藏在某种面具之下。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怎么可能真正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

或许，当我最终能建立起这种「个人精神」时，我的第二股风也就悄然地吹来了。（本文摘选自《一个游荡者的世界》，许知远着，八旗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