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绩制催生红包文化 歌厅华丽转身

位于西门町汉口街的凤凰歌厅，曾经孕育出《星星知我心》女星吴静娴等歌手，红极一时，如今却是硕果仅存的歌厅之一。泽庵丁长年观察红包场文化，向读者揭开红包场神秘面纱。（邓博仁摄）

台湾红包场文化源自于1960年代的大型歌厅，在戒严、白色恐怖的紧张氛围下，当红的电视歌唱节目「群星会」是难得的娱乐，捧红许多歌星。他们在节目演出之余，就会到歌厅演唱，甚至受邀到东南亚各国夜总会演出。

全台北市的第一间歌厅，就是1961年在西门町成都路昆明街口在国宾戏院二楼的「国之宾大歌厅」，开创歌厅文化的第一波黄金年代。

泽庵丁表示，本来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歌星，竟然在歌厅也能见到，「对歌迷而言，只要花一点钱，就能在歌厅见到歌星本人，在那个娱乐很少、社会压抑的年代，是一件大事。」

然而歌厅文化在1970年代一度受到秀场文化冲击，包含俗称「牛肉场」的流动式歌舞团、地下舞厅、电玩游乐场、卡拉OK、餐厅秀等。大型歌厅逐渐歇业，但部分非法娱乐在政府扫荡后，消费人口又回到歌厅、电影院怀抱，中小型歌厅和附设舞台的西餐厅蓬勃发展，在1970年代到80年代又迎来歌厅文化另一波高峰。

现在熟知的「给歌星包红包」文化，就在这时逐渐出现。早期的大歌厅是「纯听歌」，进场只要点杯茶、水果即可，歌星与群众间鲜少互动。后来为了提升顾客消费金额，歌厅开始提供酒水和餐点。又发展出业绩制，鼓励歌星与客人交流，留住顾客。

早期是影视歌星会到歌厅表演，后来歌厅也反过来，捧红不少歌手，转战荧幕成为影视明星。电影《星星知我星》的金钟影后吴静娴便曾长年在歌厅演出，如今照片仍然高挂在西门町「凤凰大歌厅」门口。也有不少歌星如王少卿、白金燕、郑茵茵，除了演唱，后来自己也成为歌厅业者，延续歌厅文化，如今却依然不敌流失的听歌人口，逐渐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