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事问脸书？400个朋友却无人可依靠　心理咨商师写下自己的社会孤立故事

▲《你可以独立，但不孤立》书封。（图／商周出版）

●《你可以独立，但不孤立：如何在疏离的时代下建立真实的情感连结与社群支援》／芙尔．沃克（Val Walker）

数位时代的孤立

我们看似交游广阔，脸书上有四百个朋友，却找不到真正可以依靠的人。讽刺的是，即使社群媒体发达，社会孤立（social isolation）却是不断蔓延的流行病。

不论几岁的人都有可能被影响，好比在IG上没人搭理的青少年、约会网站上乏人问津的Y世代、鸦片类药物成瘾的家人，或无人关心的独居老人。

▲即便现代人脸书朋友众多，但人们依旧认为自己缺乏朋友。（图／路透）

二○一四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报告指出，自一九八五年以来，缺乏亲近朋友的人数已经增加了两倍。每四名美国人当中，就有一个找不到人可以倾诉自己的感受。

如果家人朋友都离得太远、没有空连系，或者遭遇困境连自身都难保时，我们爱，甚至只是想要找人谈谈心时，你会向谁求救？交心深谈似乎太麻烦又不方便，电话问候感觉是一种打扰，所以我们却步不前，更不用说开口找人帮忙。

多数人都活在生存模式下，汲汲营营赚钱，搞得慢性病缠身，挫折压力不断，根本没有时间好好说话。我们不断检查手机讯息，希望别人都能立即回复。网路的便利性让我们上了瘾—断了网路，就断了连结。

别人不给「赞」或没有善意回复时，我们就觉得被排除在外。更糟糕的是，我们会互相比较，觉得别人似乎都过得更好。我们一心想跟上每个人的动态，即使朋友就坐在身边想要聊些有意义的话题，我们还是抓着手机。心不在焉又经常被打断的对话，一点一滴累积成孤单的体验，让我们感到更加孤立。

社会孤立会打击我们的信心。孤立不只让人觉得孤单，也会让人引以为耻，因为我们的社会给孤立无援的人贴上污名的标签。我们不希望别人知道我们实际上有多孤单，所以我们会刻意表现出快乐、受欢迎的模样，特别是在社群媒体上。

▲当朋友没对你的贴文「按赞」时，人们可能会胡思乱想，以为对方是否对自己有意见。（图／路透）

当我们感到脆弱时，结交新朋友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跟别人就是聊不起来，何必费心呢？如果说独自参加聚会、上烹饪课或加入团体活动你都还做不到的话，那就更别说在遇到困难时找人帮忙。倒不如就舒舒服服待在家里，抱着心爱的猫咪、追着剧，再倒一杯夏多内白酒？

除了害怕被孤立，可悲的是，我们还会把陷入孤立的种种原因都怪罪到自己头上。而这样的自责只会让我们更加孤立。我们思索着为什么情况会变成这样，然后不断挑自己的毛病。我为什么交不到更多朋友？我有什么问题吗？我讨人厌吗？不知不觉中，信心逐渐消蚀，孤立的牢狱筑起。

二○一二至一三年间，我站在孤立的深渊里，堕入恶性循环：自责、自我挑剔，然后更加孤立。接下来我想分享我如何获得重要启发、打破孤立囚笼的故事。

我在波士顿的故事

我有二十二年担任复健咨商师和个案管理师的经验，协助过数百位面对重病、丧恸、失业、瘾症、家庭暴力或无家可归等困境的案主度过孤立的时刻，重新建立起支援体系。对于这些案主，我向来鼓励他们要相信，「需要一整个村子的力量」才能突破孤立，找到他们需要的救生索。我对于自己的资源和广大社会网络感到自豪，从来没想过我会被孤立。

二○一二年六月一日，在缅因州的医院里，我却发现自己完全孤立无援。当时我刚动完一场大手术，在医院醒来时看到朋友传来的简讯，说她不能来帮我，我敢说那真的是人生最孤单的一刻。我虚弱、全身酸痛，又绑着点滴，没有人可以开车送我回家，更不用说到家以后会有人照顾我。

▲本文作者在一次住院中深感自己陷入社交孤立之中。（示意图／达志影像）

尽管事前原本都安排妥当，做完子宫切除术后请朋友来协助我，但当下我只能靠自己跟我的手机，还有即时线上连线。我连脚步都站不稳，茫然到无法搭计程车回家，可是直到下午三点护士同意我出院前，都没有人回应我的讯息。我一个人孤零零在医院大厅坐了一整晚，看着别人的亲友急急忙忙搭电梯去探视他们关心的人。我拉下脸到处恳求，终于找到一个朋友的朋友可以载我回家。

手术后我慢慢痊愈，但我的社交信心荡然无存。我认为我需要搬到一个更大的城市，比方说波士顿，找份更好的工作，让自己负担得起医疗照护，当然也要结交更多朋友。我告诉每个人，我必须「迁往麻州，远离麻烦」。

但是初到波士顿的第一年，我的社交信心面临考验，对于建立友谊和社群关系的信念也动摇了。事实上，我觉得别人都无视于我，我就跟在缅因州一样只有自己一个人，我认为我一定有什么问题—社交焦虑症。我运用身为咨商专家所具备的知识和同情心来调整自己，但我依然害怕我的孤立状态是焦虑所造成的。

更惨的是，我的新工作是在社会服务机构担任个案管理师，而我有点适应不良。我的上司露伊是个速度很快、可以一心多用的Y世代，但我已经五十八岁，行事严谨小心，没有办法同时做好几件事。露伊有一头红发，目光锐利，快速开完一个又一个会议、匆匆回答我的问题，而且没有耐心教我制作Excel 试算表。

我猜她可能有注意力缺失或酒精成瘾，要不就是很讨厌这份工作。我鼓起勇气，带着笑容问她能不能看看我的想法、传单、信件、预算计划跟报告，却得不到她的注意，她不愿意花时间多搭理我。

我跟同事佩特在一间又小又挤的办公室里共用一张桌子，她也是个案管理师，年纪跟我差不多，在这个单位已经待了十六年。佩特脾气不好，很在意自己的地盘，命令我把东西放在办公桌左边，布告栏也要挂在左边的墙上。

第一天上班时，我很有礼貌地问她能不能把皮包放在档案柜的最下层里，她说：「妳不觉得那很浪费空间。」我再问，她认为我可以把皮包放在哪里，她充满优越感地叫我去问上司，因为「那不是我能决定的」。

我性格内向又敏感，要在很安静的地方才能集中注意力，若无法专心，工作也做不好。于是露伊开始发火了，说我太「一板一眼」，其实只要「把事情做完就行了」。我甚至察觉到露伊跟佩特对我带有嘲讽和被动攻击的敌意。难道她们本来想找其他人，却因为无法掌控的因素只得用我？还是我对她们来说太严谨了？

我本来就有慢性结肠炎，因为工作压力又复发，晚上常常睡不着。我疲惫无力，脑袋混沌，社交焦虑跟着发作。佩特跟露伊当然看得出我紧张不安，知道我一定是病了。我开始避着她们，摆低姿态，只求能把工作做好，但我还是跟不上。到职四个星期后，我很担心她们会叫我滚蛋。

然而，二○一三年四月十五日的下午，一切都停止了。我们收到简讯，得知波士顿马拉松的爆炸事件。我们急忙各自回家，待在家里等封锁结束，一天到晚守在电视前面看最新消息。

▲美国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主嫌察尔纳耶夫（Dzhokhar Tsarnaev）。（图／路透）

灾后最混乱的时刻结束，察尔纳耶夫（Tsarnaev）兄弟先后遭到逮捕，一切整顿完毕，波士顿的人们总算能够恢复正常工作了。那天早上，跟麻州其他几千名上班族一样，我手里拿着咖啡杯，应该算准备好回到办公桌前了。

但是那一整天我都觉得很恐惧，我决定麻痹自己，躲在一间小小的会议室里，做一些文书工作，还打电话改掉会议时间。我看到佩特从走廊远处慢慢走来，搅拌着碗里的即溶麦片。我很想朝她走过去，让她知道我的存在，但我觉得留在没有人注意的地方比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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