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弃武从文 教育救国
1897年，张伯苓于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服务于海军，图为服役时期的张伯苓
张伯苓在华北运动会主席台上讲话
今年9月4日，温家宝总理到北京医院看望著名科学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叶笃正。95岁的叶老向总理建议：应把南开老校长张伯苓的教育思想好好总结一下。温总理表示赞同。
南开老校长张伯苓是一位已经离开我们60年的著名教育家。他从海河走来，历经清末和民国时代，以兴学育才为本，献身教育，创办了私立南开大学、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并一度接办四川自贡蜀光中学，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民办教育卓有建树的典范。胡适称他是“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其实，张伯苓投身教育完全出于偶然。早年他毕业于天津水师学堂，服务于北洋海军通济舰。三年的海军生涯，亲身经历了清政府屈辱拱让山东威海卫给日本及英国的交接过程，使他报国强国理想受到沉重打击，愤然叹道：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
1898年，张伯苓回到天津，开始走上了兴学校办教育的不归之路。这时张伯苓只有22岁。谁也没有想到，日后启动北方新时代教育崇高使命的，竟是一位北洋海军的青年水兵。
弃武从文，立志教育救国。从此，兴学育人成为张伯苓一生矢志不渝的教育坚守。张伯苓后来说：教育是我青年时期的志愿，中年时期的生命，老年时期的安慰。张伯苓以其无可复制的定力和信仰，谱写了醉心教育50年的风雨人生。他所呕心沥血的南开哺育了梅贻琦、周恩来、陈省身、吴大猷、曹禺、叶笃正、刘东生等一代代优秀学子的成长。
南开创建伊始，张伯苓即明确提出了学校要“以德育为万事之本”。为此，他还与陶行知有过一次论点交锋。张与陶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都是杜威的学生，两人有着深厚的友谊。1925年，陶行知受邀来南开讲演《教学合一》，提出主张“教学合一”的理由是，教师的责任在教学，在教学生学；教师不只教学生学，也要自己学。当时主持讲演会的张伯苓即兴发表看法，认为陶的理由不完整。他说，教师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生学，更要教学生行。陶行知听后豁然感悟，于是把“教学合一”改为“教学做合一”。但是张伯苓依然认为“教学做”不是他主张的“教学生行”。张伯苓明确提出：我所谓的“行”，不是教学生把书本学的知识实地练习一下，而是“行为道德”。他说：现在社会变迁很大，只重物质，不重道德。有人尽管“学富五车“，而行为可以丝毫不顾。我们必须极力矫正，“学行并重”。“‘行’些什么呢？简言之，就是行做人之道”。也就是说学生既要学知识，更要学做人的道德，注重人格的养成。这就是张伯苓道德教育的真谛。他把道德教育提到培育人的支配地位，视为学校教育的中心工作，强调“教育范围，绝不可限于书本教育，智识教育，更要注重人格教育，道德教育”。
南开的道德教育从不按官方的旨意照本宣科，而是另有自己一套教育方法。从学生早期的人格培养和行为规范入手，有的放矢，引导学生在学习、生活中体验和感悟做人的根本道理。张伯苓亲自主持学校的“修身课”，每次都是他亲自作报告。他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带头执行。南开一直把张伯苓撅烟袋的故事传为佳话。他为教育学生不吸烟，就当众折断了自己的烟袋杆，扔掉了自己的吕宋烟，从此一生再没有吸烟。
南开教育之所以历来受到社会的瞩目，是因为张伯苓从一开始就竭力营造一种不同于传统教育的自由民主、生动活泼的校风和学风。早在1909年，还是清朝末年的时候，张伯苓就把西方话剧艺术引入校园。他亲自编剧、亲自导演，亲自担任剧中主角，并且教师和学生一同登上舞台演出，受到全校欢迎。但在天津却成了沸沸扬扬的事件，流短飞长直指张伯苓，说他败坏“士林传统”，有悖“师道尊严”，师生同台成何体统！其实，张伯苓是在把一种平等的师生关系植入校园，激扬学生的自主意识，有着鲜明的教育价值导向意义。所以，早年曾经就读于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的周恩来，1946年与美国记者谈话时说：南开的教育是正常而自由的。
张伯苓反对学生死读书，要求学生“德智体三育并进而不偏废”。他吸收了西方学校的课外活动与社会服务的教育精神，鼓励学生在校内组织社团、办报纸、编刊物、演话剧、演讲、体育比赛，进行社会考察等活动。南开的话剧和体育运动驰名全国。通过“第二课堂”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增强了社会责任感，体认社会道德，帮助学生树立尊重他人，与他人合作，为他人服务的思想意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开学生就是在这种教育理念的熏陶下，建立起最初的现代性人格和社会担当精神的。
20世纪20年代，张学良曾经请张伯苓出任天津市市长，但张伯苓以离不开心爱的教育为由婉辞谢绝。张学良决定到张伯苓家中拜访，他的汽车在天津市区转了好半天，才在一个晒羊皮的胡同里找到了张宅，看到的只是三间普普通通的民房。张学良不禁感叹：“偌大大学校长居此陋室，非我始料！”。是的，常人无法理解张伯苓不暇暖席，仆仆于国内海外为学校募款，几千、几万、几十万，为学校盖起一座座高楼，为什么没有替自己建造一所“校长公寓”。
张伯苓公私分明，从不枉花学校一分钱，即使公事花钱也是省了又省。他到北京公干，通常都是坐三等车厢，住前门外最便宜的旅馆。可他对于困难学生却舍得资助，学校会计室总有他的欠账挂单，他的校长薪资入不敷出时，只好暂借校款以行周急济困之举。
民国时期，社会风气每况愈下。以南开当时的办学声誉，倘若应达官贵人所求为“富二代”、“官二代”网开一面，或者卖点文凭，就会立马得到一笔可观的“捐款”；倘若脑子稍微活络，在学生身上打些主意，巧立一些收费名目，南开也不至于年年“欠债办学”，起码可以略解燃眉之急。但是，张伯苓在这方面很是固执己见，宁肯得罪权贵，办学原则决不半点灵活。有一次甘肃禁烟总局王某人的儿子想入南开，以珍贵的貂皮、鹿角作为见面礼物。张伯苓一面照校章考试录取，一方面退回礼物，并附言写道：“蒙惠皮角，极感。业由邮局取来。既承厚意，理应敬谨拜受。不过收受后再将令郎考取，虽无清弊，在他学生闻知，恐即不免猜疑，实属多有不便。”张伯苓一生洗手奉职，从不亵渎办学者廉正清亮之士的声誉，从不玷污学校这块神圣清纯之地的招牌。张伯苓作为一校之长，公正清廉，以身垂范，影响着教职员工的内心自律，为良好的办学风气提供了精神与制度的价值与意义，提高了学校的美誉度。
南开成为抗战以前全国公立、私立大学中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最好的学校之一。这也是抗战爆发后，南开有资格与北大、清华两所国立名校比肩而立、合组西南联大的一个原因。
张伯苓的道德风范和教育业绩受到国内外普遍赞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时致“颂词”指出：张伯苓是全世界公认的教育机构的缔造者和造育人才的领导人物。50年来，以坚定的信仰和毫不动摇的意志献身教育，振兴中华，是全中国自信的象征。
张伯苓在总结他的教育人生时说过：我既无天才，又无特长，我终生努力小小的成就，无非因为我对教育有信仰，有兴趣而已。
这是张伯苓为其一生从事教育写下的有力注脚。是他把“信仰”变成一生的“教育坚守”；是他用从不稍减的“兴趣”演绎了一生的教育辉煌。
试问当今的教育官员和校长们，有多少人能有张伯苓这样的教育信仰和兴趣呢？
请记住张伯苓吧——这位苦难中国的教育播火者，至今仍然给予我们许多沉思的教育家。（梁吉生撰文）
作者介绍：
梁吉生，南开大学研究员，现任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会常务理事及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天津市教育史研究会副会长、全国高校校史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学术交流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常务理事等。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文化教育史、天津地方教育史志及西南联大与南开校史研究，著述近20部，论文几十篇。著作有《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张伯苓年谱长编》（三卷）、《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张伯苓图传》、《张伯苓与南开大学》、《仰望南开》等；主编（合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六卷）、《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南开大学校史》、《周恩来与南开》、《张伯苓私档全宗》（三卷）、《张伯苓的大学理念》等，获得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教育部第四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第四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奖等。
同题问答：
本站教育：百年来中国称得上“教育大师”的人并不多，请问怎样的人可以称为“教育大师”？
梁吉生：百年来中国称得上“教育大师”的人的确不多。不多，也不是什么坏事。坏的是越来越少。最怕的是不懂装懂而盲目自信的所谓教育权威人士越来越多。“教育大师”不是自封的，尤其时下各种“大师”竞相招摇过市的情况下，真不能轻率地给某某人物戴上“教育大师”的桂冠。
教育家、教育大师是时代的产儿。教育大师的涌现、成长，与任何领域杰出人才的成长一样有其内在规律，重要的是要有良好的生态环境。
马克思说：“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每个时代都有独特的 教育问题需要去面对，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教育困境需要去逾越。每个时代都需要直面教育难题的教育家，特别是大师级教育家。他们总是站在教育前沿和道德高地上，引领学校和教育发展的。
翻开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教育先哲、教育大师都是那个新旧交替、动荡的时代，超越他同时代的人，开辟先路，倡行新教育，亲自实验新的教育方式，指明教育的根本方向的人。对此，我们应该有敬畏之心，敬畏历史，敬畏先人。
1949年以后，教育是在完全剥去昔日的文化自信走进新时代的，不断地推到重来，缺少相对持续稳定；而教育在“统一”的框架下运作，千校一面，学校管理者已经没有了自己的话语权和价值判断。如此以来，具有独立人格和教育理念的教育家自然难于产生，更遑论教育大师了。
考察中国近代以来的教育大师，给予我们的启示是：
第一、 足够的教育实践是成为教育大师的必经之路。实践是升华、检验理教育念的不二法门。
第二、 教育大师都有坚定而明确的教育信仰，能把自己的教育理念有效地贯彻到办学或教学中去，并且做出了足以传世的贡献，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同时，他的教育思想和核心价值理念能够得到教育同行和莘莘学子的认同，虽然，时间长河大浪淘沙，但历史仍然能够给予他的思想履迹、巍峨学术建树传承的通行证。
第三、 教育大师是社会中的良医，具有批判性思维和独立的精神世界，不攀援以造势，不阿曲以竞名，能够成为社会发展的建设性的批判者，能够切中时弊，给予既定的教育政策以先导性的批判。
第四、 教育大师不一定成为公众人物，但一定是“人格者”，是社会道德先生。其人格如水上之荷，其襟度如光风霁月。无论在智识上、道德上、国民精神上都应成为教育的一种荣耀，成为激励后人投入伟大教育事业的精神力量。1934年，胡适在《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一文中，对民国著名人士有过精彩的评论，意味深长。他说：
“照我这十几年来的观察，凡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化的震撼最大的人物，他们的人格都可以上比一切时代的圣贤，不但没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老一辈中，如高梦旦先生，如张元济先生，如蔡元培先生，如吴稚晖先生，如张伯苓先生；朋辈中，如周诒春先生，如李四光先生，如翁文灏先生，如姜蒋佐先生：他们的人格的崇高可爱敬，在中国古人中真寻不出相当的伦比。这种人格只有这个新时代才能产生，同时又都是能够给这个时代增加光耀的”。
照此而论，民国时期出现教育大师就不难理解了。
本站教育：张伯苓提出的教育思想，核心理念是什么？
梁吉生：张伯苓从事了半个多世纪教育事业，主持过从小学到大学、研究所的系列学府的校务，担任南开校长40余年（其中南开大学校长近30年），参与领导了与北大、清华合组西南联大的工作，在国内先后出任过多家大学的董事（理事）、董事长，到过美国常青藤大学留学进修，有过多次对外国教育的系统考察，是国内多个教育团体的发起人或领导者。张伯苓是一位长期站在教育第一线、有着丰富办学经历、熟悉国家教育全局并了解世界教育大势的老资格教育家，是一位有思考、有判断，不盲从，敢为人先的硬汉教育家。
张伯苓教育思想是建立在他长期办学实践经验上的，是因应时代教育困境的产物，是将西方教育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本土化”教育哲学。他用一生的奋斗和探索回答了中国教育面临的时代课题：一是中国教育如何回应西方教育的挑战；二是中国教育如何摆脱传统教育因袭，自觉适应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张伯苓明确提出，“教育宗旨不能照搬外国”，“教育宗旨当本国情而定”；大学要“知中国”，“服务中国”，大学教育的要务是“关于中国问题之科学知识，乃至中国问题之科学人才”。张伯苓教育思想有很强的时代性、开放性、现实性和实用性。
张伯苓教育思想的核心理念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即“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是张伯苓为南开手订的校训，至今为南开大学以及天津、重庆、自贡的“南开籍”学校谨遵不二。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是他办学理念的集中体现，是其教育思想的精髓。
“允公允能”通俗地说就是既公又能，意思是“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以及服务社会之能力”。张伯苓认为，中国近代存在“愚、弱、贫、散、私”五种社会病态，影响国家兴衰、国民精神、国民人格和社会风俗。他说，惟“公”可以化私，化散；惟能，可以去愚，去弱。只有培育既有高尚道德又有为社会服务能力的人才，才能复兴中华。所以我们看，在张伯苓教育思想中是把道德和能力看得很重的，最强调也最看重的是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这就正面回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这是张伯苓最宝贵的思想遗产和价值观念。
本站教育：这些理念对当今中国有哪些参照意义？
梁吉生：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前的那些年，折腾来折腾去不就是为了解决“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的问题吗？使用了那么多意识形态学的字眼儿制定教育方针，修改教育方针，不就是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吗？张伯苓却仅用了八个字就精辟地点到了教育本质和学校全部工作的核心。
张伯苓的公能人才观，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公民责任感和社会担当精神。这是针对了近代以来剧烈的社会变化和价值转变的社会弊端的，是针对了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忽视社会公德提出的。张伯苓痛心地说：“有的中国人太自私自利，常为自己一点小利，就能做出不顾大体、祸国害国的事。”他还说，中国人只知道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而把公家的事物认为不是任何人的，大家可以顺便拿，有机会偷就偷，有机会贪就贪。今后要以“公”教育大家，要大家知道“公家的”是全体共有的，这样国家才能建设起来。
怎么使学生成为有公德人才？张伯苓始终坚持诚信教育。早在1916年张伯苓就说过，南开办理的小有成果，“精神则在诚字”。所谓诚者，即不欺诈，不做伪，一诺千金，践守诺言。他在修身班上经常以诚信教育学生，说明诚信缺失，不讲信用的危害。他以袁世凯一生的失败为例告诫学生：“以袁世凯之雄，不诚且不能善其后，况不如袁者。”学生行将毕业离校，他谆谆嘱咐：我所望于诸君牢记而守之终身者无他，诚之一字而已。张伯苓把优秀的传统道德与严正的社会规则注入学校文化，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打造社会秩序的终极依托。张伯苓古道热肠，用心良苦。一部南开发展史，也是张伯苓一生的诚信教育史。
公德教育应根据学生的发育特点，因势利导，特别是对青春发育期的中学生更要讲求教育方法。张伯苓说：中学生“正在发展集合性及做事心之际，多好动。教育家当于此时因势利导之，为之作种种预备。假如图省事，就会使少年丢失许多长进机会”。他强调，在教育方法上，要区分不同情况，“凡无害之事，则放心使之自由发达，而于坏习惯则丝毫不容”。公德教育要从小节抓起。有些人视损公利己等事为小节，以为小有出入，不伤大体，而不知大恶乃由许多小过积累而成。对于这种人要引导从小事做起，“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公德教育还要建立激励、约束机制。他说：“社会公德之养成，在消极方面需要有一种有力的制裁，在积极方面尤需有一种善良的成绩作为榜样”。张伯苓还强调，要在社会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公德心。所以，南开各学校开设了社会视察课，让学生走入社会调查社会现象，了解社会问题，参与社会志愿活动，从而焕发社会良知和社会同情心，增强社会责任感。当年参加过南开中学社会调查的叶笃正先生回忆道：
张校长的教育思想，今天的许多教育家也难出其右。他高在哪里呢？高在让你全面地接触社会。南开当时有一门课，别的学校都没有，就是社会调查。张校长不会让你老在家呆着。从他身上，我学到两点，一个是爱国信念，一个是科学理想。
张伯苓当年遇到的教育问题，并非渐去渐远的老生常谈，即使今天也似曾相识。张伯苓当年开出的解决问题的药方，即使今天也不失为一剂良药。关键是怎么对待。只要我们回归教育本质，温故而知新，常常从先辈教育家那里汲取若干有益的办学规律，教育总能办成人民满意的教育。
本站教育：您认为，中国教育改革最应该关注什么问题？
梁吉生：中国教育改革最应该关注的应当是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纵看中国教育史，我们有自己的传统，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横向与外国比较，我们肩负着世界任何国家无可伦比的大教育事业。但无可讳言，我们还不是教育强国，更不是人才强国，最顶级人才少了，缺少像中国乒乓球队那样的科技精英团队。在当今世界科学研究成果的天平上，我们的砝码太小。突破中国教育的“围城”，只能靠大力提高教育质量和培养优秀人才。教育体制、制度和机制，都应当围绕这个关键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和创新。
为什么由北大、清华和南开合组的西南联大能够在抗战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做出令世界刮目相看的教育业绩？当然，它的成功肯定是有多种因素的，其中三校民主、自由、严谨、团结的办学传统，独立办学的精神，也肯定是重要原因。体制的力量不能、也不应该对学校“主体性”成为一种制约或压制，而应该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励学校管理者、广大教职员工的积极性、主动参与精神，让教育资源释放更大的潜能。当前，急需倡建一种新的大学文化：让学校管理者、教职员工对学校的惰性、腐化，种种不正之风以及来自方方面面的干扰、淫染，形成一种自觉抵制、自由表达的文化氛围。我一直十分感佩和怀念西南联大的那种“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办学精神和风骨。1939年，当政府教育部对全国所有大学的课程、课程内容、考核方式、教授聘任等作出硬性统一规定时，联大教授会立即呈文对部颁规定逐条批驳，明确提出：“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以刻板文章，勒令从同”，并表示不会轻易更张本校的成规。这是何等的气度和魄力啊！
温家宝总理2010年1月说过：“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请看，西南联大有了这种独特的大学精神和独立的办学理念，何愁不走出诺奖获得者、“两弹一星”元勋和数以百计的两院院士呢！
遗憾的是，这些年有些人把教育的“经”念歪了，把成才之路引偏了，岂不痛哉！
本站教育：您理想的中国教育制度应该是什么样子？
梁吉生：我想借用亨利希•李凯尔特说过的一句话：“历史从不描述事物的结局，而向来是描写它们的进展过程”。理想的中国教育制度也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方向，而不是一个终点。中国教育改革是一个渐进的、有创新的和适应的过程。这创新的背后应该有一个价值的正当性，这个价值正当性表现在对每一个教育者与被教育者权利、自由和理性的认同，最核心的是自由。要使学校真正成为姓“教”的地方。正如曾任四川大学校长的任鸿隽早在1932年的一篇文章所说：“办学校以教育为目的，方有成功的希望，若以政治的目的来办教育，是非失败不可的”。
权利的分流是个关键。要紧的是权利下移，简政放权，松绑减压，解放大学这个生产力。上面不要“统”的太死。学校应有更多的独立行使的办学自主权；师生要有更多地民主参与权。学校内部管理体制应当充分体现学校的教育性和学术性，切忌衙门化、官僚化、浮嚣化。总之，要逐步形成独立办学、民主管理、学术自由的大学精神，孕育平等、公开、宽容、和谐的文化氛围。如此以来，教育强国、人才强国愿景就会成为现实。
张伯苓简介：
张伯苓(1876～1951)，中华民国时期的教育家，原名寿春，字伯苓,汉族。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家，南开大学创建人、校长，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1951年因患脑溢血，病逝于天津，终年七十五岁。
张伯苓语录：
1、精神是立志的表现，无论何事，无精神必归失败。诸君当知，中国近来之巨患不是来自有形之物质，而在缺少无形之精神。精神聚，虽亡非真亡，精神涣，不亡亦抵于亡。
2、教育范围，绝不可限于书本教育、知识教育，而应特别注重于人格教育、道德教育。
3、研究学问固然要紧，而熏陶人格，尤其是根本”，要“学行合一，行做人之道”，要求教师“不能以教书、教学生为满足”。
4、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5、干——苦干，硬干，穷干，拼命干！咬定牙根努力干！干，就是要奋斗不已，发奋图强，跌倒了爬起来，失败了不灰心，不气馁，知难而进，迎难而上。
张伯苓年谱：
1889年，以优良成绩考上北洋水师学堂。
1903年，为学习国外教育制度，而前往日本考察。
1904年，回国后将家馆改建为私立中学，定名敬业学堂(南开中学前身)。
1907年，在南开建成新校舍，遂改称南开中学堂，从此声名渐著。
1917年，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
1919年，天津南开大学正式成立。
1919年-1948年，担任南开大学以及南开中学校长。
1941年，加入中国国民党。
194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其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1949年，在重庆拒绝蒋介石赴台要求。
1951年，因患脑溢血，病逝于天津，享寿七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