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春说老台北：我们那个时候啊
老台北人、作家张大春，在养和堂参药号旧址前细数前尘往事，药房的楼上曾是知名台式居酒屋「摊」。（邓博仁摄）
近年热衷写史、写字的张大春，在邀请下为去年出版的《台北上河图》写了一篇追忆老台北的文章，没想到却一篇接着一篇写了下去，不只出了散文集《我的老台北》，还录制同名podcast，在广播节目中找来同样有「老台北」记忆的老台北们，把曾走过的时代的碎片重新召唤出来，透过对话和文字，追忆曾经的美好年代。
张大春表示，「书名叫《我的老台北》，可是看的人都会想到自己心目中10年、20、30、40甚至50年前的老台北。老台北三个字，让很多人不约而同地去想到自己生命中『非天龙国』的台北。」
即使老台北景物不在，人事已非，作家张大春仍能细数前尘往事，坦言：「人生走过去，是死一遍，要是忘记它，就是死第二遍了。」（邓博仁摄）
为什么说是「非天龙国」？张大春说，在大家对台北有着傲慢、没有同情心、不食人间烟火等负面印象之前，他的老台北，记得的是那个不介意你来自何方、不分你我，充满好奇心、求知欲和想像力，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城市。
在台北和平东路一段，张大春走近养和堂参药行旧址，药行二楼在数十年前是一间名叫「摊」的台式居酒屋，要从建筑物旁边的楼梯进去，如今连楼梯都已经消失。曾经，许多作家、记者和艺术家，都在「摊」买醉，如今只剩空荡荡的屋子，骑楼站着排队等跟摊贩买萝卜丝饼的人龙，早已看不出当年颓废的气息。
张大春回忆，「其实来『摊』就是去喝酒的，没能学到什么。」但他在「摊」认识了艺术家朋友李安成、叶清芳，又再认识了斜对面的龙瑞棉纸行店主老梁。这几个老朋友，数年前竟在短时间内接二连三离世。张大春至今仍每年走访龙瑞，帮店家写春联。写完离开后，他站在和平东路罗斯福路交叉口，指着不远处骑楼的一根柱子，「叶清芳就是倒在那边。」
张大春谈起记忆中那个新事物、新机会到处发生的「老台北」。他的发语词是「我们那个时候啊」，然后随即停下、改口，「哎，一讲『我们那个时候』，这个口头语就不好。我已经很少讲，很自觉地不要讲这个。」
但在张大春的书里，写的正是「我们那个时候」。他1950年代的三轮车、1960年代童年居住的眷村老家、搬迁后的新家公寓、陪爸爸打网球的「爱国西路」红土网球场。他写1970年代一起混「摊」的艺术家、1980年代詹宏志、罗大佑等多位青年合资的麦田咖啡馆，他与高阳、高信疆和劳思光的赌瘾，还有李师科抢案当时一桩警方刑求的案外案。
书里写的台北，很多早就人事已非，但张大春不是带着怀旧的眼光或心情写下，「停下来把往事想过一遍，不光是重新温习生命的记忆，而是理解过去跟自己现在的连结，因果或相关性，更知道自己为什么现在的样子。人生走过去，是死一遍，要是忘记它，就是死第二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