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韶／习近平建构「崛起意识」 解决台湾问题是「洗刷百年耻辱」
● 张宇韶／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
由于习近平积极追求阶段性的历史定位，使其在明年中共二十大攀上权力巅峰，百年党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当外界关注习讲话内容时，焦点应置于习如何将中共历史进行「再诠释」，如此才能超越文本的字面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领导人尝试在意识形态上建构三种意识，透过政治社会化的过程赋予其执政的合法性。
此外，为了抽离毛泽东对于现实政治生活的影响，最简单的作法就是透过「盖棺论定」的方式，总结毛的历史定位，从今以后毛与改革开放是两条不交集的平行时空，这就是邓小平在十一届六种全会主导《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政治逻辑，「建国有功，文革有罪」就是毛泽东在中共党史中的地位；换言之，历史已终结，无人可超越甚至逆走复辟。
▲中共百年党庆。（图／路透）
完成此一政治工程后，首先出炉的是「落后意识」，由于大跃进与文革浩劫让中国经济与现代化陷入停顿，改革开放即是进行生产力的解放，但为了让民众移除昔日「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取而代之的是更简洁的「发展是硬道理」或「落后就要挨打」的说法，如此方能将物质主义嵌入政治路线中，同时巧妙撕掉邓小平内心「走资派」的标签。
在此同时，意识形态的「特殊性」论述也正在发展，亦即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有其阶段性与特殊性，这样才能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现实需要的特殊」两者之间寻求平衡，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阶论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辩证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领导人尝试在建构意识形态，并以此赋予其执政的合法性。（图／路透）
在此之下江泽民与胡锦涛着手建构「解体意识」，因为才有苏联解体的冲击，内有六四后的挑战，为了延续统治基础，从而出现「反和平演变」或「稳定压倒一切」说法，这也构成日后中共维稳的政治观点。但总体而言，三四代领导人仍在邓的框架下维持既有的政经路线。
习近平积极建构与中国崛起相适应的话语权，十九大政治报告的「新时代」、「两个一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用语中找到答案，这就是第三个重要「崛起意识」。
「崛起意识」vs「韬光养晦」
深入观察，习的崛起意识就是试图在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重新衔接毛时期的政治扩张；直言之这种新的后设叙述已经彻底颠覆邓小平当初「历史终结」的初衷，在路线上已经扬弃所谓中国特殊的语境，中国崛起已经成为客观事实，除了西方现代化发展路径，「中国模式」或是「中国梦」足以成为其他后辈发展国家学习的典范，这也意味所谓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已经可以摆脱「普遍下的特殊」的从属关系，身置可以一跃为「特殊下的普遍」的主导地位。
▲除了放弃「韬光养晦」论述之外，中国也向外输出「中国模式」。（图／达志影像／美联社）
直言之，习近平理念上追求的是毛主义在六十年代革命输出的政治影响力，骨子里的筹码却是几代领导人韬光养晦的成果，这种价值与物质的结合其实埋下了不少冲突的因素。
为了填平「崛起意识」之间的矛盾关系，习舍弃了毛泽东彼时五十年代「论十大关系」的说法，细腻且辩证式的解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于原先「新民主主义」路线的挑战，取而代之的则是诉诸民族主义与想像共同体的政治动员，重新高居洗刷「百年耻辱」，其中自然也包括复杂的两岸关系，因为台湾问题似乎是这一切历史问题的症结点。
习的讲话拥有最基本的三段论证，中国继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再度崛起；打压崛起的就是百年以来的外来势力；解决台湾问题是洗刷百年耻辱的历史使命与关键：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人民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干，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铸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中共百年党庆。（图／路透）
对于威权政体而言，国家民族主义往往是政治合法性与认同的来源，执政者往往将个人崇拜镶嵌在「洗刷历史耻辱或民族复兴大业」的使命中，这种政治性的后设叙事具有极强的排他性。
换言之，习将中国当下复杂的国际处境、内部发展瓶颈或台湾问题「最大简单化」或「去历史脉络化」，这种二元论固然满足当下政治需要，但未来性如何仍有甚多不确定的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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