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哲学鸡蛋糕／英文名字的文化归因
Turvey的文章「为什么我们要取英文名字？」，讨论为什么我们这些台湾人会习惯帮自己取英文名字。她列举了一些可能的原因，但也表示这些原因都不充分：
「看完这一长串的原因，虽然说，看起来颇有道理，但在西方友人和老公的诘问下，我开始觉得连自己都不容易被说服。毕竟，比中文名字更难发音的东欧人、印度人或义大利人等等，他们并没有因此选择英文名字，更何况很多人并没有机会结识外国友人；日本人也很国际化，可绝大多数的日本人都用自己的日文原名；至于匿名性，这一点也不太站得住脚，难道其他非英语系国家的人会不重视个人隐私吗？...」*1
「很明显的，它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一个被西方现代化主宰后的社会现象，华人社会曾经一度掦弃传统文化的后遗症，这其中是否存在着某一程度的自我遗弃(self-abandon)或自我厌恶(self-hate)呢？」
这份主张很大胆，但我认为Turvey犯了两个错误：她不合理地使用消去法来做推论，并且偷渡价值判断。这两个错误各自独立来看，都足以让我们有理由不接受Turvey的推论。
误用消去法
Turvey的主要论点是：关于台湾人为什么要取英文名字，有很多可能的解释，但这些解释都不充分，所以台湾人习惯多取一个英文名字，是「西方文化主宰下的自我遗弃」。
记得你学生时代怎么处理自己不太确定的考试选择题吗？Turvey在这里用的是一样的策略，消去法：可能的解释有很多，但要是这些解释绝大多数都不令人满意，剩下的那个就是答案。
然而，在这里你不能用这种单纯消去法来处理问题。
首先，英文名字现象的问题可能不是单选题，而是复选题。就算那些解释各自都无法充分说明Turvey关心的现象，这也不代表当它们统统加起来，解释力还是一样烂。文化研究之所以复杂，就是因为不但可能原因有很多，而且不同原因可以同时成立，你不能因为某个原因「独自看来」解释力不充分，就把它舍去。
再来，你不能用消去法讨论文化现象的第二个理由，是因为就算某个答案无法被消去，这也很可能不是因为它比较有机会为真，而是倒过来：因为它的叙述太模糊、因果关系不明显，所以很难找到反例。你很容易发现对有些人来说「让外国人比较好发音」无法成为他们取英文名字的理由，因为他们没有外国朋友（so sad！）。这很直接了当，因为我们都很了解「你需要有一个称呼让你的朋友使用」、「许多外国人有中文发音困难」、「如果你没有外国人当朋友，就不需要为了让外国朋友方便称呼你而取外国名字」这些人际和语言学上的单纯事实，以及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然而，考虑「在西方文化主宰之下，我们自我遗弃，因此习惯取英文名字」这个解释，其中哪个部份是你觉得自己有掌握到可以像上面那样轻易辨别真假的？
作者对「发音困难说」的反驳很合逻辑、很清楚，但是一旦讨论到「主宰╱遗弃说」，检验判准就整个换了，好像这样一个庞大又可怕的现象用三行就可以谈完，甚至不需要交代西方文化是如何主宰我们、什么是自我遗弃、这两个东西是如何像为了体贴外国好友那样地使得台湾人开始为自己取英文名字。我想，「主宰╱遗弃说」 之所以在消去法中残存，不见得是因为它比较有道理，而很可能是因为它实在是太模糊又无所不包。然而，在讨论社会现象的成因时，叙述的模糊自然不会是优点，更罔论拿来辩护什么。
最后，Turvey不该用消去法来处理这个问题的第三个理由，在于她青睐的那个解释所描述的现象需要的举证和支持远超过其它解释。台湾算是国际化、很多外国人中文发音烂得要命、取绰号有助匿名、比较亲切…在Turvey写文章之前，这些现象我们早就发现了，因此当我们要讨论这些现象是不是台湾人习惯取英文名字的原因，我们只需要研究这些现象和英文名字风潮之间的因果关系，不需要再次确认这些现象到底存不存在。然而，Turvey支持的文化主宰和自我遗弃说，跟前面那些缺乏深度的表面现象并不相同，文化主宰和自我遗弃的存在一开始并没有受到充分证据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把文化主宰和自我遗弃跟其它已经被确认存在的现象一视同仁、一起用消去法判定，这在方法论上是错的。由此观之，Turvey的论证基本上类似于：
「你看，这礼物不是我送的，也不是你妈送的，我们家的狗大毛也不可能送你礼物，所以，这一定是圣诞老人送的啊！」
偷渡价值判断
除了误用消去法之外，原文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偷渡价值判断。
作者在本文和回应中不断使用台湾人和其它非英语族群的比较，用来说明她为什么某些说法不能充分解释台湾人的英文名字流行：你可能觉得台湾比较国际化，或者中文名字很难发音，或者英文名字有助于匿名保护隐私，所以台湾人才习惯另外取一个英文名字，但是，日本也很国际化，义大利名字也很难念，而全世界都有隐私问题，为什么这些国家都不流行取英文名字来应对？显然事情并非如此无辜，这一定跟国际角力有关！
然而，就算这跟国际角力有关，也不见得是件只有负面意义的事情。全球化的时代有全球化的交际问题，许多人必须面对一堆外国人，然后记住他们的名字。事实：英文是国际语言，国际沟通上的首选。作者认为台湾人取英文名字是自我遗弃，而日本人的状况则好一点，至少他们没有背叛自己的名字。但是，为什么在这里我们该假定日本人的「文化自尊指数」是一般标准水平，而台湾比日本更迁就外国人，因此算是自我遗弃？为什么作者不把台湾人的表现当成一般标准，然后批评日本人和义大利人是太自大，不愿意给人方便？
当然，若我们要谈文化表现的价值，这些论点都还有讨论空间，我也不能现在就断定作者的假定一定不会对。然而，Turvey毫不为意地做这种假定，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她在讨论英文名字的文化问题时，心里已经预设了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
我并不主张Turvey抱怨的英文名字现象是无辜的，跟文化主宰和自我遗弃（不管这些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无关。但我相信Turvey的不正当推论和价值预设使得她的论述没有办法合理地支持她的结论。
文化研究的健康态度
我在读原文时心里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除了Turvey青睐的那个答案之外，其它的答案看起来都这么没有人文深度？连「方便登入网路帐号」这种柴米油盐的选项都跑出来了是怎么回事？后来我才惊觉这就是作者的阴谋。
我们在讨论文化现象时，有时会有一种倾向，认为所有文化现象背后都有深层意义和成因。在这种倾向之下，我们甚至可以从鸡毛蒜皮的小事观察出一个民族的被主宰。在这种倾向之下，我们不情愿相信这些文化现象是偶然的，或只是出于许多琐碎没有深度的无聊成因。然而，当你发现自己有这种倾向，你必须想想这件事：你是诚恳地想要讨论眼前文化现象的原因，还是只是想要藉这些讨论来推广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或阴谋论？
当然，文化现象背后有可能真的躲了霸权和压迫，但理想上这应该要是你尽量持平观察之后发现的结论，而不是你的预设。每个人都有政治和道德立场，你很难排除，甚至很难发现你的政治和道德立场偷偷地促使你做出有瑕疵的判断，例如像前面说的，给予自己青睐的解释特别宽松的检验。当我们做文化归因推论，必须非常小心，有时候你以为自己的研究是在揭露意识形态对人的主宰，但其实它揭露的，是你的意识形态对你的理性的主宰。
如果有一个对海外华人抱持偏见的文化研究偏执狂看到Turvey的文章，他可能会这样说：
『哇喔，看看这篇玩意！作者几乎在所有有机会使用英文加注的地方都用了英文加注，在所有有机会补充自己西方交际和英国生活的地方都不忘如是补充。但是，就文章脉络，这些加注和补充并非总是必要的（换句话说，我想不到什么说法可以充分解释她为什么这样做），所以她做这些加注和补充，是基于「身为旅居英国的黄种人，对于西方文化自卑，但对于我们这些比起她离西方文化更远的读者却又相对自傲」的心态，想要跟我们炫耀。你看看她最后花了这么多篇幅谈外国人在网路上是怎么嘲笑取了不恰当英文名字的台湾人，当做台湾人不要取英文名字的理由，但她自己不就叫「Turvey」吗？这根本不是在鼓吹不要取英文名字，Turvey真正想说的是：「拜托，我留学海外，又嫁给英国人，我取英文名字也就算了，你们这些窝在台湾的台湾人英文这么烂，不要出来丢脸好不好！」』
然而，这种揣测除了没礼貌之外也没道理，甚至你可能觉得，这家伙其实对作者的行文习惯成因根本没兴趣，他只是在找借口臭骂Turvey。Turvey如此行文有可能只是她习惯、她最近对文化差异刚好特别感兴趣…当然，我列举的这些解释一点人文深度也没有，并且和文化的霸权、主宰、自傲和自卑都扯不上关系，然而，你本来就不该假定人们的行为背后总是有压迫和阴谋。
注：
*1. 你可能注意到，在我引用的Turvey这段文字当中，她其实并没有斩钉截铁地明说西方文化主宰「造成」了台湾人的英文名字现象，依照她的用词，只要她愿意，随时可以澄清说她只是在表达两个现象之间有时间上的关联，没有打算主张因果关系。就像她事实上也有余地澄清说她那两句关于自我遗弃和自我厌恶的问句真的只是纯粹在问问题，并不是设问法，因此她也没有主张台湾人的英文名字现象是出于自我遗弃和自我厌恶。然而，如果Turvey为了规避攻击把自己的论述变得那么弱，这份论述就无法支持她在文章中的其它地方关于文化认同的呼吁。
作者Kris是哲研所学生，哲学哲学鸡蛋糕的老板。本文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投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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