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长的一日

K2像最初的天神，拔起在天地形成的时刻，独立存在而不曾改变。（陈德政摄／新经典文化提供）

色彩鲜艳、造型宛如鱼雷的氧气瓶，在冻寒的高海拔只有一个目的──让人活下来。（陈德政摄／新经典文化提供）

三个星期来我第一次自己吃晚餐，突然有点不太习惯。

十年的独居生活，让我习惯了一个人吃饭，三星期的远征，又让我习惯了餐桌旁有人作伴。人在山上，情绪和感觉都被放大了，时间的刻度一并被拉长，甚至连时间的内涵都产生变化。

徒步进山与驻扎在基地营，是两种时间单位，而群聚的时间与独处的时间又有不同的量测方式。每当人抬头都看到同一批脸，看到一成不变的景物，时间会在一条隧道里幽微地反转它的物理规则，开始会扭曲、会延长，却不会缩短，颠覆了人在城市里所熟知的常态。

时间，成为了一种幻觉。

在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时间更成为可以搬动的物品──把今天搬到昨天，再把明天搬来今天，这种劳动（更确实地说，这种煎熬），毕竟是人多的时候做起来比较热闹，也比较轻松。

伙房小弟送餐时注意到今夜的不同，他照例夹了三条热毛巾进到我们基地帐里，然后一愣，「先生，今晚只有，您一位吗？」（Sir, just one person……tonight？）

我点点头，顺口问了他的名字，他说他叫穆罕默德．拉菲，今年二十一岁。

「你结婚了吗？」我接过那条很快变凉的毛巾，不管它擦过多少人的脸，把我的耳后和颈间用力抹个干净。

「结婚了。」拉菲说，「我的姊姊和妹妹也都嫁人了。」

「你有小孩吗？」

「我和妻子去年生了一个女儿。」

「她叫什么名字？」

「玛夏儿（Mashael），是光的意思。」

拉菲把我擦过的毛巾夹回铁盘，他长得浓眉大眼，皮肤被太阳烤得黑亮，说着口音很重而单字很少的英文，已经入夜了，仍戴着一付塑胶太阳眼镜，是很有综艺感的那种绿色。拉菲把我们当贵宾，总是彬彬有礼地伺候我们，准时送来热水和餐食，直到今夜，我不曾和他多做交谈。

这是为何一个人旅行比较容易交上朋友的原因，人都需要说话的对象。

「别再称呼我先生了，以后把我当朋友吧！」拉菲腼腆地点点头，「对了，医药包现在由我保管，有事尽管来找我。」他说知道了，躬身帮我摆好餐具，把食物留在桌上，又恭谨地退了出去。

今晚菜色有青椒炒牛肉、炸洋葱圈和牛杂汤，餐后甜食是果冻，颜色就和拉菲的太阳眼镜一样，感觉满可疑。我掏出辣椒酱，一匙一匙往炒饭里加，再用热水瓶的水泡了一大杯蜂蜜来喝，我提醒自己，要时时多喝水。

独处，让时间变得更缓慢了，让人的思绪很容易晃荡到一些往事里，我想起从前吃饭的光景；从小，吃饭都是一群人的事。

台南的阿嬷家没有饭厅，家人就挤在客厅里吃饭，阿姨们、姨丈们、表弟表妹们逢年过节回来探望阿嬷，她会烧得一桌子好菜，拿手的有白斩鸡、卤猪脚和蒸芋头，阿嬷很喜欢吃蒸得软绵绵的芋头。

客厅的角落有一张年代久远的圆形餐桌，大概和我的年纪差不多，平时是倒下的，要吃饭时才会立起。每次立起它，生锈的底座都会发出「嘎嘎嘎」的声音，好像一家人吃饭前热闹的前奏。阿嬷会算好时间，从厨房端来一锅刚煮好的萝卜排骨汤，众人就坐、盛饭，享受团聚的滋味。

如果是在夏天，客厅的毛玻璃上会有几只壁虎在爬，牠们白白的肚子在窗外滑动，四肢像外星人的手脚，吸盘似的黏住窗面，牠们也是攀岩高手。

阿嬷在透天厝独居，我读的国小和阿嬷家以一条省道相连，放了学就搭校车到阿嬷家写作业，等爸爸下班后来接。有一次放学玩过了头，校车开走了，我并不慌乱，因为我确知阿嬷家的位置，想都没想就这么上路了。

那是我初次脱离大人的视线在街上走路，而那时很流行绑架小孩，即新闻里说的掳人勒赎。走在路上我并不害怕，只是偶尔回头看看有没有人在跟踪我（当然是没有），我的视角从车上移到地面，熟悉的省道幻化成一条全新的路，我在骑楼下睁大眼睛，观察着机车行、槟榔摊和中药房里的动态，闻到一股生猛的气息。

人生的第一场探险持续了半个多小时，那段时间，大人们吓得半死，我「走失」的消息已经从学校传回家里了，阿嬷焦急地站在门前，等我回家。回忆起来，我从小就很可以一个人。

但吃饭仍是众人之事，爷爷和奶奶早年住在冈山的眷村，年夜饭会在饭厅围炉，平常我们到冈山探亲，晚餐会去镇里「上馆子」，虽然只是小镇的餐馆，大人仍把到外头吃饭当一回事，爷爷会穿衬衫、打领带，奶奶会穿上漂亮的旗袍，出门前，爷爷还会戴上他最好的那只表。

我和堂哥们像人来疯的小恶魔，在楼梯间追逐捣蛋，弄得满身大汗再回餐桌喝一罐吉利果汽水或黑松沙士（这要加盐），这时第一道冷盘也送来了！三代人按辈份顺序夹菜。当高粱喝到见底，大人会重新聊一遍逃难的故事，聊对岸他们回不去的那座乡，聊隔壁做衣服的太太最近儿子升了上尉。

我则暗自叹息，妈妈应该早点把我生出来，那道淋上热油、香脆弹牙的韭黄鳝鱼就不会一直在旋转盘上从我面前经过了。我是年纪最小的孙子，总是最后一个夹菜。

关于成长，《年少时代》的导演李察．林克雷特说过一句我很喜欢的话：「从某个时刻起，你不再长大了，你开始变老，但没人能明确指出是哪个时刻。」（At some point you no longer growing up, you are aging. But no one can pinpoint that moment exactly.）

吃饭这件事，同样不知从哪一刻起，从一群人的事，变成一个人的事。真要指出一个时间点，应该是三十岁那年搬到顶楼开始，从此，我一个人吃饭。我不太到外头吃，也很少自己煮，只是在「该吃饭的时间」下楼，快步走入闹区的食肆，包个餐盒再快步走回顶楼，搭着晚间新闻的声音把一顿饭给打发掉。

一年中会有那么几天，饭后我盯着空掉的餐盒，会想起阿嬷家那张圆圆的餐桌，想起冈山那家已经歇业的馆子，但渐渐也就习惯了，习惯了与自己用餐。人啊，是习惯的动物。

所有人都上山了，基地营连空气闻起来都很寂寞，发电机有一搭没一搭地发出阵阵哀嚎，电流透过埋在冰碛石下的电线，把微弱的点滴输送到各种电器用品的身体。灯亮的时刻如神祇显灵，那盏灯挂在基地帐的顶棚，随着发电机的脉搏明明灭灭，像台风过境的夜晚。

我用喇叭播起预先编好的Playlist，搭机、乘车、徒步、驻扎各有不同的清单，驻扎的这份清单里国台语歌曲最多。风在帐外飕飕地吹，帐内温度愈降愈低，我从装备袋取出瓦斯罐把小暖炉点燃，放到一块形似台湾的石头上，那是前几日阿果在营地巡游时捡到的，我们视它为好运的象征。

一个人置身在基地帐，周遭的空间大得像洞穴，我下意识清点起帐内的东西，木箱里有糖、奶精和Nutella巧克力酱，装备袋中有泡面和肉松，床垫上是阿果没带走的地图、延长线和卫星电话，门边躺着元植留下来的脚架。

有那么一刻，整座基地营都消音了，发电机的咆哮成为模糊的耳语，我被丢到一座无人荒岛上，数着所剩的物资，等一艘救难艇开过来发现我，忽然一盏探照灯打在我脸上，桌上的对讲机传来阿果的声音，听来是那么精神抖擞。

「兄弟！如何……还行吗？」

「还行……只是……干！好冷啊……」我把瓦斯再调大些，「你们到哪里了？」

「我们在前进基地营……六点多到的……刚煮完，要睡了……明天上二营。」

「状况都还好？」

「路……路迹和你上礼拜去的时候不太一样了……冰塔区有些崩陷，要高绕……」

「好！那一切小心……」

「我们知道……帮元植跟你说晚安啰！」

我和他约好明天清晨进行下一次通联，同时关掉了对讲机，刚才没说出口的想念化成嗡嗡嗡的杂讯，被收拢到那台小小的发声机器里。

少了他们俩的体温，帐篷变得更冷，我缩在暖炉边写完了通联纪录，想寻求一些声光的慰藉，硬碟里装了《阿拉斯加之死》、《赤手登峰》、《革命前夕的摩托车日记》这些适合远征时看的片，也有《回到未来》、《银翼杀手》、《普罗米修斯》这些不败的科幻片。

啊！普罗米修斯，到天庭盗火的神，而我现在很需要火。

我把瓦斯关掉，灯也熄了，套上羽绒衣的帽子，拎着一个Nalgene水瓶走出基地帐，一阵凛冽的寒气直窜鼻心，我全身寒毛倒竖，像只发抖的刺猬踩在冰上，绕过石塔掀开炊事帐的风帘，里头完全是另一番光景。

苏克拉正带着手下在石灶旁擀面皮，他的二厨在煤炉上熬着一锅汤，一位满脸皱纹长得像宾拉登的老人刚从冰河边取完水，戴着一顶陈旧的渔夫帽，身披军绿色斗篷，慈祥地问我有什么事吗？我说请给我一壶最热的水，这时拉菲看到了我，他正蹲在水槽边洗碗，「先生！」他叫道：「我这就来烧。」

他用火柴点燃另一个炉子，把表面凹凹凸凸的银白色大水壶提上去烧，里头是慈祥版宾拉登刚取回来的冰河水。拉菲搬了几块石板，请我坐在上面，又泡了一杯热茶给我。火苗从烟雾中伸出红色的舌头，食物的香气四溢弥漫，我看着炊事帐里的景象，满地锅碗瓢盆、麻布袋与蒸笼间，是伙房人员睡觉的地垫。

他们一边干着活，一边哼着歌，毫不介意生活在如此凌乱拥挤的场所。我的身体渐渐暖了起来，热源不单是手里的茶或脚边的炉灶，更是这些人心里的善意，这里，像一座天涯之家。

我从温热的气息中抽身，走回到自己的单人帐，把暖烘烘的水瓶塞进睡袋，用两只脚掌轻轻夹住，这是在冰河上入睡的技巧。三星期来，我每个晚上都会作梦，梦见台湾的人事物；今夜，爸妈在我们的旧家一起吃着饭，两个人看起来都好年轻。

（本文摘自《神在的地方：一个与雪同行的夏天》，新经典文化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