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长崎之行与张謇的立宪思想
邵雍
1903年5月，张謇接到日本驻南京领事天野恭太郎发来的在大阪举行日本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邀请书，欣然成行。
张謇访日成行的动因最早可以追溯到1900年。根据张謇自己的说法，“自丙戌(1886年)会试报罢，即谓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在士大夫，因先事农桑，竭八年辩论，抵持争进之力，仅成一海门蚕业。甲午后，乃有以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之思。经画纺厂，又五年后而著效，比时即拟东游考察。会世多故，谗言高张，惧不胜其描画而止。”
1901年他在访日未果的情况下，用“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的思想规划企业的发展。例如《通海垦牧公司集股章程启》就明确说明集股的用途之一是“储通海小学堂、农学堂经费”；在建设规划方面也明确“兴工筑堤之始，即择千亩之地立农学堂，延日本农科教习，采日本农会章程，斟酌试办”；同时核定通海小学堂占地100顷、农学堂占地50顷。所以此次他想利用参观博览会的机会，考察日本教育特别是小学教育、职业教育也顺理成章。四月十五日 (农历，下同)，张謇定下了“东游考察农工及市町村小学校之计”。
考察长崎
1903年，张謇从上海出发，访问日本，长崎是第一站。访日结束，他又经长崎返回上海。他此次访日目的明确，准备充分，而且非常讲究实际。抵达日本后，他在回答接待者问他“东来调查宗旨”时说：“学校形式不请观大者，请观小者。教科书不请观新者，请观旧者。学风不请询都城者，请询市町村者。经验不请询已完全时者，请询未完全时者。经济不请询政府及地方官优给补助者，请询地方人民拮据自立者。”
在制盐技术方面，他不愿贸然引进先进的美国生产方法，宁可退而求其次，学习日本简易的改良工具。所有这些均体现了张謇从中国、从南通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学习外国先进经验时首先考虑自身的实力与接受、消化能力，讲究实效，决不追求浮华新奇，图虚名得实祸。而这正是张謇作为一个企业家创业成功之处。
张謇此次赴日乘坐的是“博爱丸”。他了解到“博爱丸”与另外一艘“宏济丸”都是日本红十字会在甲午战争后用100万日元制造的，“无事则租与邮船株式会社，岁征租金五万元，分二十年归其造本，常时修理之费，则邮船会社任之”。张謇认为如此“有事则配炮，无事则经商，国家省平日养船之费，兵商有联为团体之思”，实为“良法”。
五月二十八日晚上7时“博爱丸”驶抵长崎时，天“已曛黑，但入口处岛屿参错，海色映空，树影森森，可辨而已。下碇后望见南岸山市灯火，上下成列，北岸略稀”。夜色笼罩下的长崎给张謇留下了初步的朦胧的印象。而次日黎明长崎海关、检疫部门对入境人员的检查则给张謇留下了明确的深刻的印象。他在日记中写道，“关人来验病，二、三等舱皆查脉”，坐在上等舱的张謇自然受到优待，“上等立视客而数之，符客单之数即去”，没有丝毫麻烦与留难。张謇继续乘轮赴马关时“海仅微风，……斜日掩映林木间，浓仓茜翠，下澈波底”。
此时此刻他触景生情，感慨万分，认为“日人治国若治圃，又若点缀盆供，寸石点苔，皆有布置。老子曰： 治大国若烹小鲜。 日人知烹小鲜之精意矣”。于是诗兴大发，赋诗一首：“长崎群岛碧巉巉，最好中穹角力岩。断霭流云封不住，夕阳透影上渔帆。”二十九日这天张謇走访长崎东明山寺，“寺门在山麓，颇似杭州灵隐，……寺门内有福建曾氏墓碑而无墓。……寺殿内有明唐王隆武元年太师招讨使黄斌卿提榜”。顺治二年(1645年)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改元隆武时，黄斌卿奉屯兵舟山。张謇认为“必其乞援时事也”。两年以后，威虏侯黄斌卿海师策应浙东义师和农民军反攻未果，舟山随后陷落。尽管张謇在日记中只是客观回顾了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并没有阐发反清复明的宏论，但在诗词中还是流露出不胜感慨：“朱明隆武纪弘光，绝域求援事可伤。破觖金瓯谁挚汝，更堪乞佛拜东方。”
张謇走访长崎东明山寺的主要目的是实地考察山门内的私立鹤鸣女子学校，这一学校的选定完全符合当初他对日方接待者提出的几条参访标准。在该校教室，张謇看到“女子二十余人席地而坐”，正在听老师讲解黑板上抄录的一首日本七绝。“旁一室二十余人列坐据矮几，临毛笔画花卉。”内又一室为特别裁缝教室，“十余女子事针黹”。张謇经过仔细观察，发现该校教室 “室皆不大，……因地而迁就为之者。市町村小学似此正多”，有一定的代表性。
接着，他兴致勃勃地考察了前一年刚落成的伊良林寻常小学校。只见“校舍皆楼，……容童子六百余，十教员教之。……教员俸金自每月十二元至三十元。……授业科少者，月十五钱，不足则取资于地方税之补助”。“校长一濑秀太郎，兼训导。……校长见客处一人供茗盏，余无一人”。
张謇见日方办事效率之高，绝无人浮于事之现象，马上联想到“中国兴学之难，在学生食宿费多，仍由于学校少，而从学者多去其乡也。观此益有征”。张謇原还打算参观附近的师范学校，但因开船在即，时间紧迫，只能忍痛割爱，取消了这一项目。由于在长崎停留短暂，他在当地考察只能择要择需而行。
闰五月初四上午8时，张謇在大阪参观了劝业博览会各馆并访问了30个农、工、商业单位和35处教育机构后，带着对日本兴起的强烈感受再次抵达长崎。
访日归来
张謇在访日之行即将结束的日记中“就所知者评其次第，则教育第一，工第二，兵第三，农第四，商最下。此皆合政学业程度言之”。他认为政治、教育和实业三者是有密切联系的：“政虚而业实，政因而业果，学兼虚实为用，而通因果为权。”就中国国情而言，“救亡图存，舍教育无由，而非广兴实业，何所取资以为挹注，是尤士大夫所当仅仅者矣”。
不过，张謇对于日本教育的评价绝非全盘肯定。他的好友罗叔蕴在上海借钱给日本人森村要，后在长崎查知此人狭邪底细，索钱遭拒。张謇就此事发表评论说：“日人谋教育三十年，春间教科书狱发，牵连校长、教谕等近百人。今查其工商业中私德之腐溃又如此，以是见教育真实普及之难。”他认为：“以不信不义之国人，而冀商业前途之发达，是则大车无挽，小车无軏之行矣。”这为我们理解张謇所说日本“商最下”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六月六日清晨五时，张謇乘轮由长崎抵达上海，“是日顺风乘潮，故速”。其大生“纱厂账房已移十六埠南码头太平马头弄内”。在此之前张謇多次到过上海，这时上海已经有了他自己的产业，就是在访问日本时，他也没有忘记上海。他五月初五的日记上有“寄上海讯”字样。闰五月二十四日的日记中第一句话就是“寄三兄及上海讯”。同月十日他从上海东归故乡时，过狼山遇雨，有感而发，赋诗一首：“万里归来旅思清，八旬凉燠数归程。洪涛轩涌岸都失，骤雨飞过山忽明。时为近乡询旱燎，不堪听客数科名。年来寇盗真充斥，此日江干甫角声。”兴致勃勃东游归来的张謇还没有回到家乡，满耳听到的是天灾人祸、群起造反的消息。看来以日为师，在家乡大力振兴教育和实业，比在长崎甚至在上海要困难得多、艰辛得多。
1903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关键的一年，在辛亥革命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从五月二十八日(6月23日)张謇乘轮抵达长崎到六月六日(7月29日)回到上海，这段时间正值拒俄运动如火如荼蓬勃开展之际。这场运动的主体是上海等地和旅居日本的青年学生。6月底7月初上海又发生了轰动一时的《苏报》案。然而所有的这一切，张謇的东游日记里都无只字提及。他在日本期间走访一些留日学生，宾主双方闭口不谈拒俄运动，更不要说是反清革命了。在留学东京和上海的学生相继组织军国民教育会，使教育更多地与军事乃至于革命联系起来的时候，张謇仍在大谈小学教育、职业教育，看上去多少有点令人费解。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张謇的身份、他和清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他的政治主张，所有这一切又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1903年张謇对日本的访问毕竟促使他的思想发生极大的变化。虽然他的考察项目中将“经济不请询政府及地方官优给补助者”排除在外，愿意多看看“地方人民拮据自立者”，不过对于日本政府对本国大资本集团实行有力的扶助政策还是心生羡慕。他认识到实业离不开政治，想要抉除“昏惰者”徒占权位的病根，首先必须健全立法与改行政党政治。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张謇看到小小日本居然敢于向横跨欧亚大陆的沙俄帝国叫板，而且宣战伊始就拔得头筹，占了上风，于是感慨万千：“日本全国略与两江总督辖地相等，若南洋(指南洋大臣管辖范围)则倍之矣。一则致力于实业、教育，三十年而兴，遂抗大国而拒强国。一则昏若处瓮，瑟缩若被絷。非必生人知觉之异也，一行专制，一行宪法，立政之宗旨不同耳，而无人能举以为圣主告也。可痛!可恨！”
从此，张謇就以立宪派的面貌活跃于政治舞台，他长袖善舞，力谋在政治体制上以君主立宪取代封建专制，从而保护并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1903年张謇访日符合逻辑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方邀请者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