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党百年的崎岖与出路
(中新社)
1921年7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此时全国只有50余名党员,出席一全大会者也不过13人。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共已成世界最大的政党,建党纪念日落在7月1日并非史实,旁证当年的弱小,无可还原。
中共建党之初,就在党纲规定,要以无产阶级的队伍,推翻资产阶级。其实,中国当时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依马克思之见,无产阶级是指生产工具非归己有的工人,也就是产业革命下的城市工人,音译为普罗阶级。马克思预期的共产政权,将出现在产业革命发源地的英国,因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以致糜烂崩溃而诞生。结果呢?
1917年列宁在莫斯科建立第一个共产政权,此时的俄国并没有产业革命。1949年,中共建党28年后,毛泽东在北京建立共产政权,此时的中国也没有产业革命,两国都是农业国。梁启超说:「共产党的大成功,是共产主义的大失败。」我的注解为:列宁和毛泽东的共产政权都是在违反马克思主义之下建立的,证明了后者是空想的社会主义。
吾师郭华伦先生指出,中共建党之时,中国的无产阶级只占总人口的0.37%,大部分是流进城市不久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小资产阶级的破落户,充满了农民意识、行会观念和流氓思想,没有建党的需要感。因此,第三国际便将制造中共的责任加在少数知识分子身上,而由其提供经费和训练。在中国特殊的时空下,中共争取多数,打压少数,各个击破,终于建立了政权。
毛泽东一如列宁,是职业革命家。他的所谓三大法宝,即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其实袭自孙中山先生的立党、宣传、起义。孙先生也是职业革命家,但他的政党─中国国民党,主义─三民主义,国家─中华民国,都与中共的初衷有别,更与毛泽东的志向殊异。后者在1949年,推出第二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欲置第一个中国-中华民国于死地,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共建党一百年,从在野到执政走过多少崎岖路,伤害多少人民和同志,付出多少代价,才换来今天的局面。百年中绕不过的一件事就是文化大革命,它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制造了数百万个冤假错案,株连高达1亿人,可谓中国有史以来最黑暗的十年。中共后来决议,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错误是第二位。这样的评价,堪称中共最大的悲哀。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共后来自称,建党之初就「帮助」了孙先生。这是真的吗?当时的中国国民党已是全国唯一足以抗衡北洋政府的实力政党,仅广东一隅,党员就超过30万。孙先生联俄容共的目的有三:化共产党为国民党,化共产主义为三民主义,化阶级革命为国民革命。1923年,孙先生与苏俄代表越飞发表联合宣言,提到国家的统一与独立是中国民族主义的理想,也正与共产主义的目标相反。
令我印象更深刻的,是中共现在自称一直是孙先生「最忠实的继承者」。1997年起,我多次造访大陆,目睹快速的发展及明显的不足。发展的是城市和交通建设等,不足的主要是民权。孙先生说「民权主义发端于选举。」中共建党时的领袖陈独秀先生最后觉悟,响应此说,主张「无参政权不纳税」。中共当然可称陈先生为「叛徒」,但要如何面对孙先生呢?
世界各国的经验证明,衣食足则争民主。民主的极简定义就是容忍异端。中共与其和各国斗嘴不如退而自省,向民权主义补课,逐步走向民主,而以开明专制为过渡,如俾斯麦所示:「人民说想说的话,我做想做的事。」大陆的改革开放若不以经济为限,兼顾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也就是民主,则能获得更多人心,包括两岸及海外。中共建党一百年,这样的期许是否奢求?(作者为世新大学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