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人情怀与国家想像
编者按《传播纵横：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开首之章即不断从传播研究的角度，强调社会分析的辩证性、复杂性、具体性和条件性，旨在联系个人关怀与公共议题，建立传播研究的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并促进中国传统形象思维、直觉智慧与西方社会科学的逻辑思维互通互证。作者李金铨企图以小见大的学术生涯回顾，提供半世纪传播研究历史的个人见证，缕述学术兴趣的发展、研究问题的思考，和治学方法的经验。
梁启超固然以言论启迪民智，以胡适为首的知识群体（从《努力周报》到《新月》到《独立评论》）、他的同辈论敌（陈独秀、李大钊），乃至下一辈储安平的《观察》，还有围绕着这些刊物的几百名投稿人，几乎都是著名学者兼政论翘楚。直到《申报》中期、《大公报》以及《世界日报》，虽然开始了报人职业化的势头，加强新闻采访面，但言论始终是摆在第一位阶，报人首先追求的还是言论上一言九鼎，主笔地位始终高于记者。
历史学家帕辛（Herbert Passin）论断，第三世界国家（包括经济落后的文明古国）霍然惊醒于外在世界的存在，在帝国主义的欺凌与威胁下，产生了民族自觉，因此近代新闻业的兴起可说几乎完全是西方的影响。一百多年以来，中国报刊的主调是「救亡图存」，其三部曲是启蒙、革命和追求国家现代化。这是中国文人论政的报国情怀。帕辛说：在现代文化和民族发展初期，过去的还像现在那么鲜活，新的（东西）却在向还没有彰显的奥秘挥手，这时「文艺复兴式的人物」就出现了。
主笔地位高于记者
帕辛想到康有为、梁启超、胡适和鲁迅等承先启后的例子。帕辛所依托的「现代化理论」一直遭受批评，但就中国近现代报业的轨迹而言，先受西方传教士影响，又向日本和欧美取经，帕辛诗意般的比喻倒是符合史实的。
余英时教授说，自从1905年废除科举以后，中国的知识阶层逐渐边缘化，传统士大夫转型为现代型的知识人，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始终没有稍减，于是透过报刊、大学和学会干预政治。中国文化传统看重知识阶层的角色与情怀，这一点连西化派领袖（如胡适、丁文江、傅斯年）也不例外。《报人报国》的「报人」是泛称，而不仅限于特定的职业角色。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文士、学者、报人往往角色交叉混杂，文士、学者在报刊论政或兼职，报人在大学教书，都非常普遍，不像现代西方专业化报刊的角色那样泾渭分明。梁启超固然以言论启迪民智，以胡适为首的知识群体（从《努力周报》到《新月》到《独立评论》）、他的同辈论敌（陈独秀、李大钊），乃至下一辈储安平的《观察》，还有围绕着这些刊物的几百名投稿人，几乎都是著名学者兼政论翘楚。直到《申报》中期、《大公报》以及《世界日报》，虽然开始了报人职业化的势头，加强新闻采访面，但言论始终是摆在第一位阶，报人首先追求的还是言论上一言九鼎，主笔地位始终高于记者。
文人论政，报国情怀。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界定民族国家为「想像共同体」。这篇导读用「国家想像」为题，倒不是要学某些时髦的「后现代主义者」特意强调国家的虚构面，从而企图以边缘的地域、族群或身分去瓦解「中国性」。《报人报国》旨在考察报人到底「想像」有哪些方案、思想、办法可以拯救一个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内忧外患的文明古国。葛兆光有力地指出，中国自从秦汉以来，即使有分有合，版图或大或小，但历史是绵延不绝的；尽管边缘随着国力的消长而向内或向外移动，比较模糊，但中心一直是「秦汉故地」，清晰稳定，而且从宋代起就有接近「民族国家」的意味。因此，他反对硬套近代欧洲才形成的「民族国家」概念以解读（解构）中国。事实上，近现代中国史一直随着「救亡图存」的主调旋转，报人对亡国、亡天下有切肤之痛，也普遍认同以天下为己任的理念。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或文化上皆以中国为安身立命的「实在」共同体，绝不会把它当成一个抽象而缥缈的建构。根据李欧梵的研究，中国文人和一般知识人对于「现代化」的想像一直是相当实在的，不是虚无的遐想。这些救国方案从自由主义（包括杜威John Dewey∕胡适的实践主义pragmatism）、无政府主义、到社会主义（包括从英国引进温和的费边社会主义Fabian socialism，乃至激进的共产主义），不一而足。但中国思想界病急乱投医，主义驳杂，问题混乱，各种势力的滋长与斗争，更反射报人的热情与无奈。
儒家自由知识人
在1949年以前，中国近代报刊大致有三个范式：一个是以《申报》、《新闻报》为代表的商业报，第二个是国共两方面的党报，第三是以《大公报》为代表的专业报。商业市场勃兴是报纸专业化的原动力，这在美国报业发展史看得很清楚。《申报》、《新闻报》和《大公报》商业运作都相当成功，但《大公报》更受知识人尊敬。《大公报》自称是文人论政、言论报国的工具，不惜高薪养士，希望办成《泰晤士报》般的影响力；但它怀疑商业和金钱的腐蚀力量，因此极力维持儒家自由知识人「轻财重义」的作风，认为言论独立必须来自知识人的良心，高悬「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原则，是中国新闻界最高的专业和道德标竿。除此三类报刊，还有许岳多多风花雪月、有闻必录的猎奇「小报」，为文人所唾弃，但近年来有学者为它们洗冤，肯定它们的价值。当然，任何分类都不能绝对化而导致非白即黑，当时许多大报也以小报作风吸引读者。
《报人报国》是《文人论政》的续篇。《文人论政》自从出版以来，引起台海两岸和香港跨领域学者不少深刻的回响，使编者和作者深受鼓舞。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联同传播研究中心，再度邀请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日本、美国部分历史、文学和传播学者共济一堂，继续研讨，促进华人学术圈跨学科的不断对话，庶几「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朱熹语）。《报人报国》是这次会议的成果。本文「报人情怀」与「国家想像」的联系，以便说明全书涵盖的主题和讨论的范围。（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