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腾思潮》国民党的「典范」迷惑与台湾的未来(王冠玺)

国民党中央。(赵婉淳摄)

绝大多数生活在台湾的台湾人,都与台湾的命运休戚与共;因此,「绝大多数的台湾人都是爱台湾的」这个判断,估计不会遭到太多头脑清晰者的反对。换言之,即便是笔者对民进党的施政很有意见;也愿意相信绝大多数支持绿营的台湾人,甚至是民进党的核心人物,也是爱台湾的;惟其前提是不能抵触自己的利益。

既然蓝绿群众中头脑清晰者,均能承认彼此间的政治倾向虽然不同,但爱台湾的心却是一致的;那为什么蓝绿群众对不同的执政党,却抱持着几近完全相反的信赖度与接受度?我们撇去那些因为某一政党执政而能直接获益者不论,蓝绿群众对不同的执政党的施政认同度之所以极为不同,那是因为蓝绿群众应用了截然不同的「典范」去解读不同的执政党的施政。

「典范」(Paradigm,亦翻译为「范式」)是一则学术用语,一开始被用来描述科学上不同的概念,现在则用来描述科学上或者认识论中的一种思维方式;我们若是用一个通俗的词语代替,就是「世界观」(world view)。典范本身并不解释任何事情,典范是人们用来组织观察和推理的基础模型或参考框架。在自然科学领域,当典范的缺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明显时,新的典范就会出现,并且取代旧的典范。例如,「日心说」取代「地心说」。

透过典范分析问题有两个优点:一、能够更好地理解那些采取不同典范者所做出的,看起来十分奇异的观点和行为;二、能够跨出自己熟悉的典范看问题,并从中获得意外的收获。在自然科学中领域,从一种典范取代另一种典范,代表着从错误观念到正确观念的转变。

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典范并无对错之分,只有是否受欢迎的变化;某种典范一旦形成,就很少会被彻底抛弃。典范作为一种观察方式,只有用处大小之分。典范之所以很难判断其对错,因其内含非常多的变量,很难对其进行价值判断;所以「终极价值」,或是「普世价值」,往往只能是人云亦云。这就像是南方人爱吃米饭,北方人喜吃面食;伊斯兰教徒吃牛肉,印度人却视牛为神圣,高阶种姓者,不但不吃牛肉,甚且茹素。换言之,某一个或一组事实,会因为应用的典范(工具)不同,而有不同的呈现。人们不可能透过单一典范,而能看到一个四面八方无误的「真实」。

政治乃众人之事,其所涉之领域主要偏向社会科学,也涉及人文学科,其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很小。由于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典范乃多元存在,因此透过不同的典范看政治事务,其结果也必然是多元纷呈,难以定于一尊。在不同的时空里,同一种典范,完全可能获致完全相反的评价;因此,人们评价事务,必须回到当时的时空环境;以今日之是评价昨日之非,并非不可,但必须非常谨慎。那些个缺乏时空现实感的人评价事务,很容易获得一种浅薄,甚或是荒谬的结论。

在典范的视角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蓝绿群众争执的根本源头,乃在于双方应用的典范不同,致使蓝绿群众对某一件事情,获致了不同的认识结果。也因为如此,蓝绿群众间的沟通,经常陷入鸡同鸭讲。实际上,由时双方应用的典范差距太大,蓝绿群众间要进行有效沟通,极为困难;因为沟通的过程,要相互理解,甚至某程度的认同度方所持观点,这就会进入一种「典范妥协」过程。妥协较多的一方,会感觉失去更多利益,有时候失去的不只是情感利益,甚至就是物质利益。两岸关系亦复如是,在缺乏共同典范的前提下,小确幸与民主自由,很难对大国崛起面临的挑战与心境产生共情。典范差异造成的国际关系问题,亦十分普遍,全世界各文明(文化)之间之所以冲突不断,多源于此。

一个政党若想要取得执政资格,或是维持住执政地位,必须根据其所处社会的主体文化,来决定处理事务所当应用的典范;若非如此,该政党必将因对所处社会的把握失准,而长期陷执政或竞争困境。我们就以台湾解严后几十年的政治活动为例,台湾社会迄今仍远不是公民社会,而是道道地地的华人(以中国南方为主流)社会。中国南方社会,因为历史与地形等原因,农村多为同姓集居,村民共同生活,团结御敌。闽南乡下到处建有土楼,为的是抵御近邻劫掠,而绝不是防范远道从北方来的土匪(其时交通不便,除非遇上改朝换代,盗贼多在方圆数百里之内出没)。在南方的农村里,凡非本姓者,均为外来户。外来户绝不可能在本村立足,更不要妄想有什么发言权或影响力。外来户的女性尚可选择嫁入本姓农户,融入农村;但是外来户的男性除非入赘,只要有选择机会,必然会(理性决定:他也只能这么选择)离开该农村。

台湾在进入所谓的民主时代后,西方发明的民主政治制度,长期沦为各种利益的分配工具;西方民主制度所蕴含的核心价值,虽然也一定程度的晕染了台湾人的思维方式,但是尚未成为台湾人的共同典范。民进党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对台湾人描述的是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愿景,实际奉行的却是中国南方农村的基本运作模式。民进党的各个派系,就像是一个又一个闽南农村,农村先是内部竞争,选出头人;之后再与其他农村竞争,选出更大的头人。总体来说,各农村之间再怎么相互攻讦,当推选出共同的头人时,所有的农村还是愿意一致对外,最终果子仍然落在民进党这个大的部落内。

早在清朝初年,台湾就不断反复演绎中国南方农村间的竞争模式。漳泉械斗,有很长的历史,大清皇帝也无可奈何。雍正曾言:「闽省文风颇优,武途更盛。而漳、泉二府,人才又在他郡之上,历来为国家宣猷效力者,实不乏人。独有风俗强悍一节,为天下所共知,亦天下所共鄙。」闽南族群迁居台湾后,仍然斗殴不止;其后客家人抵台,则又展开了闽粤(客)械斗;偶尔也有漳泉客械斗串场。这些就发生在台湾土地上的历史事件,均清楚说明了分类械斗乃是华人竞争生存资源的基本模式。

国民党在后蒋经国时期,缺乏强人领导;李登辉强则强矣,但这位「民主先生」也正是裂解「外来政权」的木马屠城者。缺乏大陆斗争经验的国民党高层群体,长期不能认清华人(台湾)社会的本质,仍为道道地地的华人南方社会;天真的以为源于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能够在缺乏类似西方社会文明的典范情况下,也能在台湾成功实施。国民党高层群体或许正是基于一种对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的认同,所以在执政时,便急忙想要交出党产,退出校园,甚至主动裂解自己仅存的「村组织」(例如:取消退休将领的年终福利)。殊不知,国民党以前之所以能够胜选,那是因为两蒋时代,全台湾被强行揉合为一个村组织。强人只允许大家从中华民国、复兴基地、光复大陆所建构的典范来看待一切政治事务。谁要是逆反这个典范思考或行动,不但是政治不正确,还会被多数台湾人认为是本体论层级的认识不正确。

两蒋之后,国民党内能够进行短中长程观察时局,深刻理解华人(台湾)社会的高手日益稀少。即便有一些,也没有施展的机会。这或许可以说是国民党的气数,也可以说是台湾的气数。放眼看去,当前国民党仅存的「村组织」就是黄复兴;但是眷村二代中最年轻的也已经步入中年;除非彻底改造,黄复兴有一天也会像眷村一样成为古迹;至于国民党的各地方派系,不过是闽南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宗亲与地方利益下的各种组合,其与前段所说的中国南方农村运作模式无异;而且早已被民进党的地方派系所瓦解。

总体来说,国民党的前途难以乐观看待;如无意外,例如:强大的外在力量介入,或民进党失心疯发作,反复触怒「本村」村民。2024年,民进党仍将获得胜选;而国民党将再一次分裂,乃至于逐步消亡。国民党想要改变命运,必须具备几个条件:一、在华人传统文化下,要有一位至少是相对强势的领导出现,能够搓和或是强力摆平不同意见者,尽速发展并稳固国民党的各个「村组织」;二、必须准确把握台湾社会的特性,娴熟的运用台湾人能够接受的典范,质量并重的做好党建工作;三、推动两岸关系的改善与西方民主制度的实践,其能动性必须以极为灵巧的方式展现;这一点需要非常精致的推敲与各种复杂情况的模拟;而且肯定得用上远交近攻与合纵连横。

遗憾的是,当前的国民党似乎并不具备上述三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台湾的未来,究竟是将毁于正在发动台湾文革的一个小型太平天国政党的手中;还是能够蜕变成功,扮演中华民族伟大文明复兴过程中的杠杆角色,无人能知。《圣经》箴言书里写道:「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天意不可测,笔者愿为台湾能出大卫王而不住地祷告。(作者为法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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