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腾思潮：叶国俊》谁是「最伟大的台湾人」

李国鼎（坐者左一）与同为中英庚款第二批公费生的唐培经、伍启元、周鸿经等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巨庭合影。（网路图片）

近几年国内有不少历任总统声望，或是民主化后历任总统评价之类的调查，可见媒体与国人目光仍偏好聚焦于几位顶级政治明星。不过如果真想月旦人物，仿效十多年前欧美各国曾进行的「最伟大的X国人」票选，或许才是个鉴往知来，让人民好好回想我们之所以能够有今天，应归功于哪些伟人，分别在教科文政经社等领域无私无我的奉献。

之所以有这样的感想，是因为这周同仁因事无法参加在李国鼎故居，为一些来访中学生朋友们所举办的小演讲，年轻（超过五十岁）如我者只好上场代打。说自己年轻不过是讨打脸，但只要读读李前资政所着《我的求知过程和经验》，或是第一次政党轮替后出版《我的台湾经验》这部口述历史，就会发现他为台湾经济发展奠基的许多重要事业与贡献，早已完成且又影响深远：包括民国42年起任职经济安定委员会，推动工业化、进口替代与赋税改革；47年调入美援会代表政府管理外援用途；49年提出财经发展19点措施，研拟不依赖外援自力更生的发展目标，于是乎下半年有了《奖励投资条例》这项影响深远的法律。而民国52年经合会改组后，自任工业发展投资研究小组召集人，赓续排除包括土地取得与税捐等影响投资与资本累积的种种障碍。自此国内土地利用效率与都市化程度提升，决定了往后廿年台湾经济持续进步，完全不受第一次能源危机、退出联大、美援停止及与美断交等重大负面冲击影响。即使是58年转任财政部长的税改，如笔者这样的中年人也才出生不久；而65年起近12年时间，接任政务委员并受命督导「应用科技研究发展小组」，在既有工业化基础上，开展今天大家所熟知的光电科技产业。于此同时像我这样的一代人，在安定环境庇荫下，正从国小低年级平稳地读到大学。如今忽忽已知天命，居然听闻美、日、德诸先进国联合要求台湾增产半导体，因应全球产业迫切需要，我国至此可谓终于达成他数十年前念兹在兹的自力更生与平等互惠。世界只有一个台湾，这样独特且成功的发展模式绝非来自浮夸内宣，必也是独特远见所引导的长期规划投入所致。

早已有许多衷心感谢李前资政的文字，但作为台湾经济起飞的关键人物，他不断强调身为国立大学毕业生与公费留学生，如何受到当时国家领导人与总统的感召，自民国26年放弃剑桥大学优渥待遇与学业共赴国难，至台湾经济最关键的1940-1950年代，投入工业发展冀使国家得以自食其力（《我的求知过程和经验》第10、21页）。我想引领的人与受感召的人，都应令深受其恩惠者感念，思考如何给予较为公道的评价，不因年代久远或政治因素而偏颇磨灭。

行藏在我谤誉由人，如果能有个「最伟大的台湾人」票选活动，不知李前资政与当时那位引领他的人能排第几？但欧美各国票选范围是有史以来的人物，这表示我们投票时，必须以跨越时空与客观平衡的回顾省思能力，确认我们的过去、目前在哪儿，以及将往何处去。

（作者为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