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腾思潮》美攻中守下的高成本国际动态均衡（张登及）

美攻中守的态势下，美国希望达到的是以精确、缜密的施压阻断中国长期以来各方面的上升趋势。（图：Shutterstock）

包括权力移转论(power transition)在内的当代主流现实主义分析，一般都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激烈竞争的大国中占据优势，尤其是担任霸主一方的大国，会偏好维持现状的守势战略；而崛起一方的第二号大国，势必是采取攻势的挑战者。也算分享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理论，虽然动力逻辑不同，同样认为自由主义霸主(liberal hegemon)通常居于「被邀请的帝国」(empire by invitation)地位，而且它的主要追随者因为多半也是自由民主国家，所以挑战现状的敌人通常是威权主义的扩张者。

现代霸主从来不会固执守势

这种有利于向一般大众宣传的观点，忽略了实力居于优势的霸主有可能从「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思考，认为蒙受损失更令人恐惧和讨厌(loss aversion)。如果现状霸主本身又有像是「天赋使命」(Manifest Destiny)的固执以及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的想法，就更不可能接受学术推论成立，实际上不可接受的「霸权之后」(after hegemony)安排：留下制度、功成身退。如果制度与秩序变得不利创建者，身为霸主也可能选择毁弃与退群。20世纪英国和平接受美国接手霸主，邱吉尔并不是没有抵抗过，只是最后力不如人，才退居大西方的心灵导师。

即便不考虑「使命」，从地缘空间角度出发，霸主也希望巩固自身所处区域的主导地位，防范对手区域出现单一主导者，这也算是一种「居安思危」。尤其是国内政治势力对重大议题南辕北辙时，对敌手的担忧自会更加活跃。所以自由霸权并非总是坐等「珍珠港情境」水到渠成，也可以先用制裁向对手广域包围、极限施压。若挑战者因体质缺失竞争不过而自退，固然可一再「赢得冷战」。如果挑战者在地缘、经济、政治竞赛挑战失去耐心，提前掉入「注定一战」的陷阱，则不仅要承担「开第一枪」的批判，且可能因人单力孤而败战。

借由上面的讨论来看疫情后美中近期的激烈竞争，或可在「对话」与「对抗」氛杂并存的乱局中，将大国攻守形势看得更清楚。从胡锦涛第二任期后期经济规模接连超车英、德、日并于奥运、世博盛会之后，在南海划界与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中强势作为，早已惹起欧巴马政府以「东亚轴心」(pivot to Asia)与安倍「自由繁荣之弧」、「印太」等对抗性回应。然后是习近平推出「一带一路」并更积极投身主场外交，确认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到这里可以说是美中互有攻守，但崛起的北京「更加奋发有为」，较引人侧目。紧接着是川普访问北京祝贺习连任后，迅速推出贸易战，直到疫情前他打击面过大，无视盟友，迫使包括日韩法德与东协，都采取不同程度避险策略，美国领导形象也大受损伤。

疫情时代美中攻守异位

但疫情爆发后，北京猛烈回击选情危殆、言词脱轨的川普、庞佩欧，甚至西欧多国也被中方外交和宣传砲火波及。疫后损失惨重的西方国家在拜登回归多边主义后，不仅在安全、科技、贸易等方面逐渐疏远「中国风险」，甚至社会、文教领域也出现与中国脱钩的明显迹象。

反之，中方因而也更重视以内循环为主的「自立更生」，力图撑过「去全球化即去中国化」的百年变局。美国走出川普的盲目攻势，不仅要争取经济软着陆，且希望拉回盟友转守为攻。中国较晚解封，「二十大」后也极力在经济与外交上双突破，主动参加或主办包括APEC与上合、金砖、带路等多个重要多边大会，也邀到法德、纽澳、蒙菲越星等国总理总统来访。

但中国大陆外交主动未能将效益延伸至经贸领域，也未能扭转西方民间在疫情时期对北京激情争辩的反感，形成美方落实安全围堵、经贸施压、科技断链、文教脱钩的有利国际氛围。俄乌战争则进一步成为西方警示台海危机的模版。中方虽劝和促谈，也断难抛弃俄国。或许只能退求俄乌僵局，使美欧需长期分兵守备东欧。

华府精准截堵，扰动北京多重挑战

美中攻守异位，美方得分之道不仅是扬弃了川普单边冒进攻势，更重要的是借助偶发重大事件—疫情，令西方集团重新整队，但也不简单粗暴地复制对苏联的围堵。因为在后全球化的时代，把「去风险」一步到位搞成军事围堵，不仅西方盟国多所保留，大陆周边国家更难以支持。但从科技、产业、供应链到文教、社会领域精准截堵包围的组合拳，已经使受疫情冲击的大陆经济更备受挑战。

资料显示，疫情前大陆是全球130个以上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长期是最大外资流入国。2023年起，许多国家因为美国发起的供应链重整，不仅接收了大量从中国大陆流出的订单与资金，也陆续使中国让出多国最大贸易伙伴的位置，正在逆转198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与各国全球化的双赢趋势。这又造成中国进出口贸易续降，经济增速放缓，间接助长了一般民众的就业压力与消费不振、市场主体信心流失的危机，使原本已经处在动荡中的地产与债务风险，叠层加重。「六保」与「六稳」（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保能源、保产业链、保基层运转；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已是「二十大」开局后，艰巨的重中之重。北京除了宣导三大全球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安全倡议、文明倡议，皆诉求以联合国为中心），当下难以像疫情前那样，对国际社会具体发力。

美攻中守：高成本动态均衡

不过美攻中守的态势下，美国希望达到的是以精确、缜密的施压阻断中国长期以来各方面的上升趋势，但非到必要或绝对有利时，不引起核大国直接交战。美国处理克里米亚危机以来的对欧洲与对俄方略，已是明确的示范，且获致相当的成效—严重削弱俄国作为大国的综合实力。反之，北京面对后疫情带来的百年未有风高浪急之局面，非到政权面临危机或「前景」绝望之际，必不放弃维护「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的相对和平的外部条件。

人们由是可以窥知美中后疫情时期新的动态均衡(dynamic equilibrium)的双重特征：一、争取尽量在不穿破和平底线的前提下，以施压包围vs.抗压突围完胜(outcompete)对手。二、为可能的军事摊牌—包括代理人战争，争取有利条件与准备时间。中小国家面对这种比冷战与后冷战—霸主主导时期更不稳定、易燃性与失误成本更高的战略时刻，国家生存利益的核心指导原则应该有三项：一、做好面临经济与安全风险的准备；二、对突发的危机以冷静与耐心应对；三、避免成为动态均衡的破坏者或牺牲品。如上，或勉强可以趋吉避凶。（作者为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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