辍过学、做过销售、当过主妇，48岁这年她决定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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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快50了，今年去读研究生，希望鼓舞到大家。”

2021年5月12日，关于“30岁该年龄焦虑吗”的话题冲上了热搜，谢常红发表了这样的评论。不到一天，就冲到了点赞第一，收获了三百多条评论。

1998年，谢常红从医学院毕业后，放弃了站上手术台的机会，开始漫长的求职之路——她做过办公室文秘、医药销售，也曾在学校教人Flash和Office，期间还成为签约作者连载情感小说。

她一直渴望找到一个角色，不是称职的母亲，不是孝顺的女儿，不是贤惠的妻子，而是她自己。就像被注定的结局一样，大部分的尝试无疾而终。

二十多年来，与她相处更多的是家里的锅碗瓢盆，孩子的喜怒哀乐。平静的日子时不时地被搅起一点水花，但很快又归于原点，只是这一次，她好像真的看到了转机。2020年，她和二十岁的儿子一起参加了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

在别人眼里，这也许只是陪考妈妈为激励儿子的一种噱头，但只有她明白：这是一场只为自己而考的试。

“我想要蒙混其中”

谢常红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

1972年，她出生在吉林省榆树市的一个小村庄，村庄的不远处正是连接大连和哈尔滨的交通要道。出生第二年，谢常红的父母偶然发现女儿的双腿长度不一，走路歪歪斜斜。

在那个年代，这是村里常有的事。忙碌的集体生活、落后的医疗条件，人们无暇顾及，也没法顾及。残缺的身体便成了伴随谢常红一生的“心结”。

闭塞的村落里，人们每天都打着照面，特殊的、异质的部分，总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不断被审视。隔壁的小孩取笑她晃动的行走姿势，“瘸子，瘸子”像锋利的刀子，一句一句扎进谢常红的身体里——她没有办法，只能闭上眼，假装什么也听不到。

“我不想当唯一，我想要蒙混其中，不那么独树一帜，我想默默无闻地淹没在茫茫人海中。”她在日记里写道。

刚从医学院毕业的谢常红

也许是因为腿上的残疾，谢常红对痛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钝感。她试着把敏感和脆弱压抑在最深处，不再注目于他人的目光。她努力地跟上同龄人，骂架、疯跑、直到玩到全身泥浆，在父亲眼里，她是一只扑腾着的“山燕子”，永远叽叽喳喳，永远说个不停。

1984年，谢常红十二岁，上到四年级。她已经是一个青春期的大姑娘了。“那个时候农村里的小孩没那么懂事，你不惹他，他也在后面取笑你，走路不好看他也取笑你。”

日积月累的钝感渐渐无法织成一张安全的大网，兜住青春期多愁善感的心。另一方面，谢常红身体上的痛苦变得愈加明显，脸和手常常因抽筋难以动弹，肌肉的酸痛随之蔓延开来。

被土地包围的农村，人们的全部生活几乎是在田里度过，悉心的呵护珍贵而稀少，谢常红的父母并没有及时注意到女儿的变化。

“在那个敏感的时期，我总是觉得自己可有可无。”

同年，谢常红逐渐对校园生活心生厌倦，决定辍学。那时候的北方农村正流行抽旱烟，男男女女都在家里烟雾缭绕，谢常红告别学校之后，也跟着表姐学着抽。初试时被呛得晕头转向，她“学坏”的第一步只好作罢。

整整一年，她都呆在家里，有时去田埂上走来走去，远眺或是发呆。直到一场大雪来临，整个村庄变成银白色。一些极端的想法在青春期生根发芽，她有时候也想到结束生命，写好遗书，又将它悄悄藏到角落。

回忆起这段日子，谢常红还是感到“心惊胆战”。她在日记里写：“我不敢想象如果我没有走出去读书，我会变成什么样子。也许我还会执着于对父母的怨恨，怨恨他们对我的忽视，怨他们没有带我走访名医为我治好腿疾。也许我会嫁给一个和我同样有缺陷的男人，结婚生子，拖着羸弱的身体，在田野里劳作，终日为生活操劳。”

重返校园

村里的女孩们接二连三地退学，在一个极其不重视教育的环境里，能认识几个字已经是人们所认为的天花板。逼仄的居住空间、狭窄的活动范围，困在村庄的谢常红隐隐地感到一种不满足，她想继续念书。得知女儿的想法之后，常年在外劳作的父母带着谢常红去了学校。

在普通孩子已经可以上高中的年龄，谢常红第一次走出了那个北方村庄，怀着自卑和迷茫，来到离家十公里的乡中学。

十公里的路程，骑自行车只需要四十分钟，同校的学生们每天都以此为交通工具往返学校。谢常红没有办法骑车，只能让父亲托人在校外不远处找了一个乡镇单位寄住。

那是一间常常停电的小屋，在北方的冬天，屋檐上的水滑落下来瞬间结成牢实的冰柱，寒气从四面八方袭来，谢常红只能借着烛光写完作业，再飞速裹进厚厚的棉被里。

初三毕业时，谢常红已经18岁了

重新回到校园的谢常红慢慢地对读书产生了兴趣，她形容那时候的自己像是“开窍”了一样，“寄住单位有很多报纸，《参考消息》《吉林日报》《城市晚报》都是我的养料。我对身边的事感兴趣，对远方也充满好奇。”

第一次期中考试之后，谢常红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奠定了在班级里“至高无上”的地位，同班同学总是围在她的身边，问长问短，“那个时候我体会到从未有过的存在感。”谢常红笑着说。到十八岁，身边的同学、邻居的孩子纷纷外出打工，而谢常红顺利进入县里的重点高中，继续求学。

“进了高中，我在班上考了第三，回家跟我爸说，他才意识到，原来我真能考上大学。”1993年，报考志愿的重要关头，“当医生，铁饭碗，而且医学院不限制残疾人报考”云云，所有人都在试图说服她——最后，谢常红考取了延边医学院的临床医学专业。

做实验，是医学院的第一道难关。很多实验都是靠右手，对于左撇子的谢常红来说，哆嗦的右手让她的操作显得格外生疏。有时候遇上要自己抓癞蛤蟆，再剥掉坐骨神经，“光是想想，我都快被吓死了。”她只好站在同学身旁，偶尔瞥一下实验进程，不敢细看。从那时候起，谢常红就确认了一点：这样下去，她只会成为一个“庸医”。

谢常红的学士学位留念照

大学毕业的时候，谢常红已经26岁，她还没来得及重新考虑自己的未来，嫁人生子等更为迫切的事情摆在了眼前。

“1998年是最后一年国家分配，无论如何，都会有一份工作，所以五年里都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根本没想过自己想干什么。更别说考研了。”谢常红回忆起过去的大学岁月，无奈地叹了口气。

雪夜里的一次出走

1998年，谢常红与大学里结识的丈夫结婚，离开榆树来到异乡，决心开始新的独立生活。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她和过去的朋友们失去了亲密的联系。

隔年，孩子出生，繁杂的哺乳生活淹没日常，她来不及想太多关于孤独的烦恼。没过几年，她的社会网络也被无常切断，由于单位改革，谢常红离开了被分配的岗位，回到家中。

谢常红最爱的服饰是旗袍

2007年，谢常红的丈夫为补贴家用，去了另一个城市打拼，剩下母子二人留守在家——谢常红形容这段日子自己被“拖住”了。

那一年的电视上正流行着《奋斗》，一个关于北漂的故事，首都的年轻人们聚在一起谈恋爱、搞事业，为了一个模糊的未来拼尽全力。她转头望望自己八岁的儿子，和空落落的小屋，再回忆起匆匆忙忙的青春岁月，谢常红开始重新审视自己被“困”在家里的人生。

2007年，她“密谋”了一场小小的出走。

那时候，城市化的进程正在席卷整个中国，人们都在期待抓住一个机会，跟上这日新月异的时代。谢常红坐在电脑前，常常盯着屏幕发呆，她想象着都市白领的生活，“你看我那阵一毕业就结婚，然后带小孩，因此缺失了一段自己挣钱自己花的单身时光。那段时间我觉得可憋屈了，我不甘心。”丈夫听到谢常红大胆的想法后，心里有些顾虑，但想着也许出去能长长见识，没有出面阻拦。

2007年，谢常红在朋友的直销公司留影纪念

说干就干。谢常红把孩子托付给父母后，提着一个简单的旅行包，跟着熟人去了长春，住进月租几十块的女子公寓。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朋友开的直销公司，干了两个月，公司奄奄一息，谢常红觉得在这里看不到未来。

她不甘心，又跑到人才交流中心，兜兜转转几圈，才另外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医药公司的电话销售。老板一看到谢常红的医学学位，“这不捡着宝了。”热情地拉着她的手径直去了公司。

好景不长，谢常红发现自己进了一个“是非之地”。在这家医药销售部门，她的学历几乎是最高的，小领导不免感到一丝压力，经常有事没事找她训话。其余的员工也因为各自的利益划分了两派，隐性的权力斗争每天都在发生。尽管谢常红那时已经三十五岁，但对于一个常年呆在家中的职场新手来说，这一切都是陌生的。

一个月后，她离开原先的单位，进入了一个影视公司的文秘岗。没想到上班两天就被迫帮领导背锅，一位好心的同事把谢常红叫到角落，悄悄地提醒她：“小妹妹，这个活不适合你干。”

几次尝试以辞职告终，工资也都还是试用期水准，不包食宿的时候，甚至还要谢常红自己倒贴费用，最后一算，赚的钱几乎为零。一颗蠢蠢欲动的心渐渐地平稳下来。

“外面的世界比我想得复杂，我的性格无法应付。我不再想往外跑了。”

漫长的雪夜又一次来临，对于寻常往复的冬日图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早已习以为常。谢常红再次重归了在家带孩子的日常轨迹。

和儿子一起考研

安定的生活继续持续了十多年，时不时还冒出些咕噜咕噜的响声。

回到家中的谢常红，开始习惯平凡的生活，“我觉得出走的那些体验让我更平静了。”每天起床做饭，收拾屋子，照顾父母和小孩。闲时看书、写网文、参加作协读书会，有时候也会带带英语家教，赚点外快。外出打工的野心暂时被搁置，也许家里才是最适合她的“象牙塔”，谢常红想。

与此同时，她仍然拥有一些外出的契机，比如因为投稿了几次征文活动，她有机会跟着作协外出学习，去更远的城市。那正是东北被一场寒流袭击的时候，她踏上了进京的列车，在鲁迅文学院的十几天里，她再一次体会到校园的快乐。

谢常红一直在写作

这些快乐一直持续到谢常红的课堂上，和每一位长者一样，她偶尔会向学生们讲述过去的故事，每每谈及大学时光，谢常红只用“遗憾”形容，“如果我能有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该多好。”

她把自己的微信名改成了“冬妮娅”，出自《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中的那位女孩——那位由歌谣、祈祷、诗篇和小说营造的女孩，冬妮娅“从一大堆读过的古典小说中成长起来”，比起沉溺于献身伟大的革命，她更希望从个体出发拥有纯然属于自己的生活。

谢常红希望自己也能像冬妮娅一样。

2020年，疫情突然爆发，整个城市陷入停滞的状态。面临大学毕业的儿子不得不回到家中，准备考研，母子俩又回到了以往朝夕相处的状态。

一天，谢常红陪着儿子学习，身旁的儿子正在苦读肖秀荣黄皮书，忽然抬起头看着母亲说：“妈，要不你也一起考呗？”谢常红大脑一片空白，没有说话，她勉强地挤出了笑意。“你不用考医学的研究生，换一个喜欢的专业，考研没有年龄限制。”

说罢，儿子立即动身开始查学校和专业信息，手足无措的谢常红只能在一边看着。“妈，你本来英语就好，你看翻译硕士怎么样？”考试目标愈渐清晰，谢常红心想考得上，就去念书，考不上当学习一年英语知识。

“我那个时候还以为她就是为了激发孩子的士气，所以也没说什么，那就考吧。后来才知道她是认真的。”谢常红的丈夫回忆起当天画面时说道。

那颗想要再次“出走”的心，蠢蠢欲动起来。学习，对于一个九十年代的大学生来说并不陌生，只是三十多年过去，谢常红不仅仅是在读学生，她还是一个母亲，一个妻子，一个女儿。

在长达半年的复习里，照顾家庭和兼职家教穿插其中，谢常红努力地挤出自己的时间，来应付一大摞五颜六色的备考资料。

在考研面前，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

九月份，新的学期开始，儿子回到学校，丈夫回到单位，谢常红终于只有她自己了。最后三个月，我真的是拼了。每天学习至少十个小时，一直学到晚上十一点。”

2020年12月26日，谢常红和儿子在同一天跨入考场。

第一科考的是政治。阔别考场多年的谢常红还有点紧张，慌乱之中，她把36题的答案写道35题上，当她意识过来的时候，背上的冷汗早已侵湿了衣裳。“那天她打电话回来，感觉有点崩溃，人有气无力的，以前从来没见她这样。”谢常红的丈夫说。

“考完我就给闺蜜发语音，我说，我真是够了，考室里都是一群小朋友，就我一个老太太。”那天出考场已是五点多钟，天黑沉沉的，泠冽的北风刮在人脸上疼痛难耐。谢常红裹紧了羽绒服，踏上了回家的火车。

去摘遥不可及的星

决定考研之前，谢常红沉迷了一段时间的《声入人心》，她最喜欢的选手是音乐剧演员郑云龙。

“最喜欢的就是他唱的那首《我，堂吉诃德》中的《不会成真的梦》。'终然我，终将疲惫无力，仍要用伤痕累累的双手，去摘，遥不可及的星'，多好啊。”

那是2019年的冬天，被歌声鼓舞的谢常红，转念一想，自己都快五十岁了，天天在家里，上哪追梦啊。尽管自己渐渐有了一些属于自己的时间，但对追梦的方向却一无所知。她不愿再细想，看剧，追星成了那个时候的心理支柱。

直到儿子偶然提议，一切都改变了，那些久违的冲动叮咚作响。谢常红的丈夫回到老家，告诉岳父母他们的女儿要继续读书，两个老人家连连摇了摇头，“做医生多好，名利双收。”年迈的父亲叹了口气，“我这闺女一辈子没搞明白。”

谢常红没有泄气。“我不怪老人家，反正我的性格是，我想做什么就去做了。”她对我们说。

2021年2月份，成绩公布。儿子激动地在微信群里发来一张截图，“400”的数字格外显眼，谢常红怔住了。第二名，这么高，没错吧，真的是我吗，她迟迟不肯相信——直到看到考生姓名一栏，她确定了。

谢常红在超话里分享“摘星成功”的好消息

落榜的儿子还没来得及考虑自己的事情，连连发来祝贺的表情，“妈，我就说你能行！”这一消息很快传遍大街小巷，谢常红丈夫的朋友也知晓了，但在他们眼里，一个四十八岁的人，还是一位妻子和母亲，考上研究生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

“他们就打趣说，你不怕你老婆去大学里找男朋友呐。我一笑了之，心里却不这么想，我觉得夫妻之间应该有基本的信任，妻子能继续读书学习，是件好事。”谢常红的丈夫说道。“说不定以后，我会继续读书咧。”

经历了人生大半的风风雨雨，很多尘封在谢常红心底的想法又变得清晰起来。

因为热爱音乐剧，过去几年里，她常常跨省跑到几个一线城市排队追剧，看乐团的演出，“每次回到家，我就想生活在那些地方的小孩该多幸福。那么多演出，那么多博物馆和文化资源。”

在东北，年轻人的离开并不新鲜，并逐渐成为一个趋势，但对谢常红来说，自己想要换城市生活这件事太“大费周折”了。谢常红一直在等待儿子毕业，等待儿子在一个陌生城市生根发芽，她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实现这个梦想，但她并不愿意仅仅成为一位附在儿女身上的母亲，“我想在那里也能自己赚钱。”

2021年6月，谢常红收到了期盼已久的录取通知书

研究生学习成为她实现梦想的第一步，她希望通过提升学历获得竞争力，不错过未来任何一个机会。“当然也许会因为父母生病又放弃这些计划。”说到这里，谢常红停了停。

“所以太远的事情咱也不想多了，它就是一个美好的愿景。很多人说我弄个学历就好了，但是我绝对不会。如此来之不易的机会，我只想好好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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