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中闵：不只领导改变，台大更要定义未来
管中闵参加台大校长竞选的2018年，正逢台大国际排名跌落谷底，以及中国崛起，以惊人预算全球揽才冲刺国际排名的时候。当时，不只台大年度预算居然输中国2.5线大学，中港星大学教授薪资是台湾三～四倍，台湾人才一波波出走对岸，宛如国家级高教危机，「台大竞争力正日趋衰弱？」
三年过后，台大的国际排名不仅回升，更创下双百大史上最佳纪录。台大更编纂了台湾首本《大学社会责任报告书》，站上国际趋势前端。
台大如何翻转劣势、定位未来？《远见》专访台大校长管中闵，谈国际排名、资源分配以及愿景，以下是专访内容：
台大拥实力，可望跻身50强
《远见杂志》问（以下简称问）：台大2020年拿下首度创下国际排名「双百大」，为何台大国际排名在这两年内可以V型反转？
管中闵答（以下简称答）：台大双百大，我当然非常开心，但也必须说，这样的成果绝对不可能是一年半载就冒出来的，一定是长期累积的结果。当然更不可能说台大终于有了校长，所以排名马上就大跃进，这样我要被人家骂死了（大笑）。
然而，这并不表示我们什么都没做，首先是技术面。大家必须认知，大学排名建立在许多统计资料上，学校想办法找到最正确的资料，才能如实反映出学校本应该有的成绩。既然比赛有规则，那我们就弄清楚、好好做，不要在这种技术面上吃亏。
第二，当资料确实搜集后，就可以进一步观察，这些国际评比看重的面向上，台大有哪些还可以加强，让学校努力的方向，与世界趋势同轨。
例如，近年来国际高教都强调大学「国际化」，观察台大跟姊妹校的连结、交换学生数量、访问学者的强化，支持更多国外优秀学生、杰出学者、跨国研究来台大，也就等同改变国际化相关指标的统计数值。
这是我们这两年来持续在做的事。国际竞争激烈，校与校在各指标上的差距其实很小，当我们每项指标都改善一点，或许单项看起来进步没有特别大，但加在一起就形成了整体的变化，所有小进步累积起来，就成为一大步。
这件事我以前还是教授时，并不能感受，但如今担任校长，看到台大全体资源与人才实力，对这件事非常有自信。
所以，你问我，台大为何2020年会拿下双百大？我还想说怎么现在才拿到，台大真正的国际排名，没理由不能在全球50名之内！
问：台大经费多年来都输给亚洲区竞争对手，面对资源不足，台大如何维持国际竞争力？
答：过去几年，大家都在讲台大的「钱」输人，尤其输给中国、香港、新加坡。台大经费的确比人家少很多，但钱少有钱少的用法，如何把有限的经费用得更有效率，就是校长的责任。
比方说，我上任之后，对于新聘教师以及弹性薪资，从人数到金额都增加很多。有一次开会，有位院长问我：「校长你现在又增加某某奖学金，还有补助计划，这样会不会影响其他人做的事？」他不问还好，一问我还真愣住了，因为我仔细想想，对于原本旧有的，我好像并没有真的少做什么。但我透过东挪西凑，在投注老师的聘任和研究上，挪出了一大笔钱来支持。
过去两年，我从来没对外说，希望教育部再多给钱，我只说，希望政府能松绑，不要太过干涉学校怎么使用经费，让我可以用得更弹性、做得更好。
我会主动请院系告诉我：「哪些人你们觉得很有前途？」然后去找这些年轻老师，问他们：「你还缺些什么？」
有些领域的研究就是需要重装备支援，很多研究设备动辄800万、1000万，如果一位研究者需要800万的重装备才能做出突破，学校却只给他200万，请他慢慢去找那剩下的600万，可能三、五年后他终于筹到钱，研究的颠峰期也过去了。那我为什么不在他能量最强的时候，就给他最即时而完整的帮助？
这其实就像一场赌注，我不敢保证我每一笔投资都一定会开花结果，但我如果不赌，就绝对不会新的未来。
所以只要老师来找我，不管是资浅的希望做开创性研究，或资深想做深入型专案，我都很乐意，我告诉他们：「你讲的我并不一定懂，但我愿意赌你做这个研究，请你继续冲刺你的目标，」我在这些老师身上，感受到他们对研究的热情，我希望推他们一把，把年轻人顶上去。
补助聚焦，不会雨露均霑
学术研究就像是一层一层的关卡，第一层可能是国家研究计划，第二层是领域中的重要奖项，第三层可能就像诺贝尔奖，很多台大老师都到达了第一层，但怎么透过资源的投资，让老师有机会进入第二层、甚至第三层，这就是我正在思考的。
对于资源，我从来不是想着这个人分200万、那个人分200万，但每个人需要的其实都不只200万；我会说：请你再努力一点，就可以有400万、600万，我不要雨露均霑，而是找出最有机会往上跳的那个人，就算会赌错，但我愿意冒这个风险，让一个老师有机会从第一层上到第二层、第三层，从200万变成拿到800万、1000万。
当然，我也会问院系所，你们是不是也愿意拿出一样对等的资源，一起来帮助这个老师？如果系所也愿意，就算院系只出一小部分、我出一大部分也没问题，但必须是所有人都支持同一个目标，才真正有价值。
很多人都说大学不应该一味追求国际排名。国际排名从来不是我的目标，但如果我们能把一些事情做好，国际排名也没有理由会掉下来，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台大真正排名，应该是可以到全球前50名。
问：台大去年编纂第一本《USR报告书》，这也是您的竞选政见，做这件事的意义何在？
答：大家会关心台大国际排名，说白了，台大就等于是台湾高教界的长子，许多人都对他有着高度期待。如果国际排名是学业成绩表现，那在成绩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应该做的，来回应社会对台大的期待？
这就是为何我这两年，会力推台大完成第一本《大学社会责任报告书》，我想告诉社会，台大除了努力打国际杯，我们也做了很多对台湾社会的服务，例如偏乡、部落、农业、环境，甚至还把力量延伸到海外。
发展多元价值，创造影响力
如果有一天，我们走到海外，告诉别人台大是台湾最好的大学，但能说的，却只有台大在哪个领域有多少篇高等级论文，我想社会多数人很难理解，台大到底为什么值得被说是最好。
我当然希望台大能有很多高等级论文出现，但这不是我们唯一追求的数字，除了好的学术成就，我更希望台大是一个更有文艺气氛、人文素养、关心社会的学校，台大有3万2000人，不应该只有一种价值方向，每个人都可以在不同面向，创造台大影响力。
之前台大举办一场「未来大学高峰会」，会后我接到很多询问，要怎么在现有教育部的各种规范下，做到期待的未来愿景？但如果我只是宣布台大要怎么对抗现有法规限制，哪里需要举办这样集结校方、教授、学生的论坛？只要盘点教育部现有规定，就知道哪些可做、哪些不能做。我希望给所有台大师生思考的，是从回顾大学教育的历史脉络，去思考社会变动过程下，社会需要的人才新样貌。
对于台大，我不只定义它是怎么样的领导者（leader），更要去定义未来（future），台大要领导改变，而不是等变化发生，才跟着改变。
如果台大在社会变动过程中，毫无动静，坐等别人改变完后再去抄别人，短期或许省力、有效率，但到了下一阶段，台大就会被视为是一个次级的学校，而非引领者。
这就是我为何对于学术，愿意投注资源去赌年轻学者和未知研究的可能；对于社会，我要关注大学社会责任，去理解这个社会的变化与需求，从变动和未知中，才会看见创新的可能；而创新，就是过去没有，你能先做出来。我愿意给这个空间、资源，种下「未来台大」的种子，在现有的制度和资源下，有机会长不一样的花。
本文作者：谢明彧
(本文摘自《远见杂志1月号415期》)
《远见杂志1月号4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