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重新认知民企 提振民企投资(易宪容)
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不佳,中共在面临20大召开之际, 必须营造良好的经济氛围,最近已不再提起曾震撼大陆企业界的「共同富裕」,而是强调经济上「稳增长」。(图/新华社)
民营企业的投资预期转弱是中国经济预期转弱最为主要的方面,从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来看,民营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尽管占全国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2013年的57.9%到2020年为55.7%,其变化幅度非常小,但是其增长速度则从2013年20.1%下降到2020年下降的1.0%,下降幅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2020年和2021年两年年平均不到4%,2022年上半年为3.5%。这意味着民营企业对未来中国经济的信心不足,没有意愿增加资产投资。
民营企业为何对未来中国经济信心不足?尽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或多重的,但政府对民营经济认知上的偏差则是最为重要的方面。最近国家资产管理委员会发布两个公告,竟然有500多家民营企业假冒央企或国企经营,出现了500多家假央企。这实在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及非常具有讽刺意义的现象。
为何这样多的民营企业要假冒央行或国有企业来经营呢?40多年来中国经济奇迹历史证明的,中央、国务院反复强调,民企在国民经济中有着不可估量的「56789贡献」,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而且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是中国共产党集40多年改革开放经验教训总结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如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两个毫不动摇」方针的再次重申。可以说,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假央企的出现不仅意味着「两个毫不动摇」的基本原则受到严重冲击,也意味着所有制的歧视性可能会十分严重。
可是,在现实中,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比所估计的「56789贡献」要大得多。从中国企业联合会和中国企业家协会每年发布的「中国企业500强」榜单来来看,在2010年,上榜的民营企业数量为175家,约占三分之一,而在2021年的榜单上,数量已达249家,占比达50%。在企业的经营业绩上,民营企业人均营业收入、人均利润、负资产利率分别是国企整体的1.24倍、1.51倍、2.68倍,民营企业经营效率远高于国有企业。这也意味着,经济越是发达与繁荣的省份,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越高。比如,湖南、福建、浙江、江苏、广东等省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分别达到了75%、69%、67%、58%、55%。
还有,从7月份公布的「2021年新经济500强」榜单,民营企业数量为422家,占比84.4%,呈现为绝对优势的格局。其中,在前20强中,有18家为各个领域的民营企业。截至2021年6月,中国共有民营上市公司2819家,占我国境内上市公司总数(4386家)的64%。其中,科创板民营上市公司占比80%,创业板民营上市公司占比86%。到2022年9月1日,北交所累计上市110家企业,其中民营企业占比90%。今年8月,工信部的第四批4397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其中民营企业占比84%。
从上述的资料可以看到,中国民营经济的重要性并非「56789贡献」可概括的,无论是从企业的经营业绩来看,还是从企业的技术创新来看,民营经济不仅成了中国经济的主导力量,而且也正是引导资料经济的发展。如果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不是以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式让民营经济这股主导力量得以充分的发挥,而是对民营经济采取所有制歧视,那么这必然会改变民营企业的行为方式,改变民营企业的市场预期。500多家假央行的出现,就是这种所有制歧视的一种反应。
可以说,近几年来,尽管「两个毫不动摇」的基本原则在中央文件中一直在强调,但在具有的经济政策上、资源配置上、政府对民营经济的治理上,处处体现为「国进民退」态势。比如,对国有制占绝对主导地位的银行业,政府不仅不断向银行业注入大量的实体性资源,也注入大量的政策性资源,使得上市银行的利润占整个上市公司利润一半以上,中国银行业可以躺着赚钱,但中国几家宇宙大行的股价永远是处于低位(因为这些宇宙大行要承担政府某些责任)。还有,最近一年多对中国大型平台企业的「强监管」,在相关文件中,政府就强调平台经济要多种所有制并行发展,强调国有企业要占有一定比例。所以,一年多来,政府的「强监管」的治理,对平台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导致平台企业的行为方式及预期出现重大调整。但实际上,对于互联网行业或数字经济来说,在市场发展初期,无论是实体性资源还是政策性资源,国有企业基本上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比如中国电信业,在政策上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国有企业都处于绝对优势垄断地位。中国的半导体制造,政府也通过举国体制对其进行海量资金投入,但是在国有体制下,根本就无法发展出一家具有创新的大型科技平台企业。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不是不让国有企业进入,不是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不平衡,而是国有企业没有相应的机制来适应这种竞争的市场环境。这也导致了政府对民营经济制有制认知上的误判。
政府对所有制结构的认知,尽管在文件中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基本原则,但政府的认知仍然停留在改革初期国有制为主、民营企业为辅的认知观念上,认为民营企业能够做的,国有企业可做得更好,特别是从十几年前提出「新国企」概念的时候开始,就认为只要引入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同样会是高效的。但实际上,对于这个问题,在30年前中国理论界就有清楚明确的结论。只要站在人的本性这个基点来分析上,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激励约束机制(或企业治理机制)是根本无法比拟的。国有企业是一种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希望建立一种制度让代理人来追求委托人的利益及保护委托人的利益。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华融赖小民、中铁的刘志军等等大贪污都是最好案例,而且这种情况在中国国有企业里比比皆是)。民营企业的激励约束机制则完全不同,其产权制度则界定得清清楚楚,其利益分配机制完全由生产要素对企业的贡献来决定,有清楚的完全的激励约束机制。两者经营业绩当然是轩轾相异。
所以,在政府对所有制认知的误判下,政府出台的政策及政策实施都会带上「国进民退」的倾向性,向国有企业注入大量实体资源及政策性资源,反之会以市场监管及市场治理的方式来限制民营经济发展。这不仅导致了假央企的出现,也导致了一部分民企「弃实体玩金融」,或躺平、守摊子,或资本外逃等现象。这些问题的出现,尽管有民营企业自身存在的原因,但更多的是与政府对所有制认知的误判导致的过度监管有关。如在市场准入、融资待遇、工业标准、市场监管等方面,对民营企业实行差异性的待遇,加上有些地方政府不恰当的「查原罪」等等。这不仅严重挫伤民营企业创新的积极性,也严重改变了民营企业的预期和行为方式,让民营企业的投资预期全面转弱。可以说,如果政府不能从所有制的认知误判入手,用公平公正的经济政策坚决消除假央企的现象,民营企业的预期转弱并不容易调整。而民营企业的预期转弱,既是一个短期问题,也是一个中长期问题;既影响居民的就业与消费,也影响整个经济的稳增长。这是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不容易化解的困局。
(作者为青岛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以上言论不代表旺中媒体集团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