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数位面纱(上)

数位双峰图_叶俊荣提供

前言

承担与试炼系列座谈一直是余纪忠文教基金会挑战。来自时报出版公司赵董事长推荐的「监控资本主义时代」上下册,在资本主义作为全球化多年推手,哈佛社会学者祖博夫(Zuboff)出书,对当今资本主义提出挑战,面对未公开揭露数位操控造成的不安与威胁,深刻且清楚的描绘发展趋势,发出警讯。透过历史追述和文化冲击的解析,提醒大家思考未来。关键时机问世的新书,在新冠疫情加速「数位时代」来临之际,举办「揭开数位时代 跨域知识交流」座谈,为数位时代的届临,展开剖析与交锋,也为数位工具化运行的现实环境,揭示数位化造成的生活冲击和文化变迁。

三位董事,陈添枝教授、史钦泰院长、叶俊荣教授,无论就学术、从政经验,担负国事重任有年,皆允诺为此课题贡献专研,邀请年青世代学者刘育成与曹家荣教授,以及资深媒体人赵政岷董事长,从变迁现象中提出观点讨论,跨世代对话,跨领域交流,投入与承担。为了解影向全民切身生活之境况,与政府、民众,加强认知、共研与准备。

陈添枝

余纪忠文教基金会

主持

陈添枝:

数位时代跨领域交流,是一个非常大的议题,新冠病毒疫情还没结束,大家都已感受到新时代来临,我特别觉得不到一年间,因为疫情关系,做很多从来没做过的事。我一向非常抗拒网路教学、打电话叫外送、去餐厅订位、利用网路叫计程车等。已退休快七十岁,还能做过去没有做过的事,觉得真的很棒。数位时代看来是挡不住,让我们过去生活方法都在改变。能过新生活非常兴奋,好像小孩子又新生了。快七十岁面临完全不熟悉的时代,能跨领域讨论数位时代议题是非常棒的,今天基金会聚集政治、法律、文化、出版、社会、心理各方专家看问题。我认为数位影响,应触及每一个我们可以想像的知识层面,其中最明确的应是经济层面,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就数位时代经济挑战与影响分享观点。

数位经济下 政府、企业产业的影响

陈添枝(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前国发会主委)

我从四个方面引领大家进入数位时代经济挑战:一是谈数位经济的本质,;二是谈数位的资本主义,是否为一个新的资本主义且内涵为何;三是谈企业与员工关系,每个人都要工作,工作场域中的「企业与员工」关系,也正产生巨大的变化,最后谈一下政府的角色

即时数据驱动的经济

数位经济的核心,不是数位技术,而是数据(data);与其说数位经济(digital economy),不如说数据驱动的经济(data driven economy)。就好像工业时代的核心是机器,不是工业技术;机器的出现,才启动一个新的时代,技术则是不断演进的。用即时的数据生产和提供服务,才是数位经济。用历史数据规划或指引生产,是旧经济。

就整个经济活动领域来看,最大的变化其实是「数据」,过去数据在生产与交易活动中,从来没有那么重要,现在的数据变得非常重要。在整个生产或是交易活动中,过去只讲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现在多了一个要素「数据」,它不是一种技术的变化,不是工业4.0,数据也不是工业化下的产物。数据在过去也经常被使用,如农业时代的二十四节气,春耕秋收,都是长年累积,简单可应用的数据。但现今社会经济发展,使用的资料庞大太多,而且最重要都是即时发生的数据,被纳入生产与交易活动当中。过去经常使用历史的数据、累积的数据来分析应用;现在我们用的都是立刻发生、即时性的数据,这些即时性的数据在整个数据经济活动中非常重要,而且因为它的即时,才有很大的重要性。在数位时代,即时数据才有价值;旧数据价值有限,除非它是商业机密,或经过处理,变成知识。一个旅客在通关时,知道他是新冠病毒带原者有高价值,通关以后才知道此事,价值递减,某个时点以后,价值为零。把即时数据分析纳入当下的生产与提供服务,才是数位经济;用历史数据规划或指引生产,则为旧经济,所以未来的即时数据,时机点变得非常重要。

数据没有排他性 跨域使用 价值不减

就生产活动而言,过去我们讲经济学的生产要素都有排他性,就是如果我正在用而别人就不能用;但作为一个生产要素,数据没有排他性,异于资本、土地、劳力等投入。数据也会有折旧,说不定折旧很快,但让数据变成知识,可免于折旧, 甚至历久弥新。因为数据没有排他性,数据可以跨公司使用、跨域使用、跨业使用,且价值不减,让整个生产活动本质产生非常大的变化。数位时代的企业数位时代的企业跨业经营、跨域经营将是常态,传统的产业领域概念也将被打破。如Uber APP平台,包含了驾驶、店家、消费者三种人都在使用同一套系统,定义Uber为交通公司?餐饮公司?还是什么公司?更搞不清楚这公司是谁的、属于哪一国的公司,他的数据从哪里流到哪里,都搞不清楚;数位化产生了新的空间在引导这样类型的活动。

数据转译成知识 才能创造价值

数据在数位时代变得非常重要,广泛的搜集数据,并没有明显报酬递减(diminishing returns)现象。但对生产活动来说,如果只是搜集许多数据并没有价值,一定要将数据整理分析,产生为有效知识;也就是说「生」数据必须透过搜集、整理与处理后,才能变成有用的「熟」数据。再将这些数据应用到生产和服务上,才能创造厂商特别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因厂商而异(firm specific),不易模仿和复制,而且应用数据的优势,创造更多的数据,强者愈强,使这种优势可以持久维续。在数位时代,没有数据优势,很难竞争。。

数据转译成资讯再转译成知识,最后才会成为生产活动的一部分。数据经处理后变成「熟」资料,或资讯,然后结合专门领域的know-how,转化成为有用的知识,可用于生产和服务上,因此数据驱动的经济基本上是一个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以数据驱动生产或服务,需要有一套流程或路径,体现在软体上。软体是实现数据驱动的载具,就好像机器是人造力量(非牛马之力)的载具一样。想像一下,在工业时代,我们需要有机器,没有机器没有办法实施工业生产,那在数位时代需要软体,软体像机器ㄧ样,软体才能驱动例行性生产,不断投入数据, 就不断地进行生产。虽是重复性的生产活动,但每次生产时都使用不同的数据,其结果就会有相当程度的不同,相对于传统的生产活动不断重制同样的产品,现在每次造出的东西都可以不同。所以数位时代的企业,软体占资产的比例越来越大。因为软体能体现厂商特有的优势,而且软体是厂商专有而非泛用。如果用软体类比机器,那数据就是石油;但石油是同质的,数据则是厂商专属。这个石油要挖才有,如同数据需要搜集,且搜集之后要想办法让它变得有用,这个数据才会变成生产要素。

资本主义其实就是机器主义

资本主义出现就是因为机器,机器的誔生产生资本主义。以数据驱动的经济,即是数位(资本)主义或数据资本主义,经济的型态也将完全改观。从农业时代看工业时代,就是多了铁做的牛头与马头,这就像是我们从现在看数位时代ㄧ样。机器的出现产生资本,这个资本可以不断地被累积,资本累积就是资本主义与农业时代最大的差别,因为农业时代所有的生产因素都无法累积,资本是可以累积的,资本累积越多,生产能量越大,财富越多。资本主义下的经济成长,就是资本设备的累积结果。资本主义下的大国,不一定是土地大的国家。因为只要累积资本就可以无限的提升生产力,国家与市场的概念就脱离农业时代的范畴,小国也可以变成很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我认为在数据驱动的经济下,也会产生同样的事情,数据的累计可以产生很大的力量,但数据的力量不必然和数量成正比。知道怎么用数据才是关键,数据累积要有能力转换成资讯再转换成知识,知识累积会变成未来发展最大原动力,但数据累积不必然带来经济成长,数据之间还需要再经过两个转换过程才会变成知识,透过知识累积才会带动经济发展动力。

资本主义来临时,生产关系产生很大的变化,资本变成生产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而劳动力多如牛毛,无产阶级的收入相对下降。当数据变成生产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时, 劳工的下场也一样凄惨。农业时代每个人都是在土地上工作、附着在土地而上,生产活动与家庭活动连接在一块。工业时代后产生改变,男人被征招到工厂做工,离开了家庭;而更重要的是机器不断增加、生产力不断的提升、劳动力的价值就减少了。资本与劳动对抗产生所得分配问题,是资本主义带来最大的改变。现在数据变成生产中最重要的生产元素,而且可以无限累积,跨公司、行业、领域使用,劳工价值就更低。就世界几个市值超过两兆的公司员工数比较,如Microsoft、Apple、Google都只雇用十几万的人,Amazon为高达84万人与AT&T为247,800人,是因需要第一线低薪服务人员,跟过去传统工业时代的大公司雇用人数与薪资完全不能相比。数位时代的大企业和旧经济相比,雇用人数相对稀少。在他们系统下的公司,如Uber或Uber Eats所提供的工作,也大都是低薪的工作。

数据和知识运用 影响企业存在价值

当数据变得完整,可以串通交易活动,交易成本就减少甚至消失了,厂商就没有存在的价值,所以不需要企业,也不需要中介商。厂商存在的价值,只在它拥有的厂商专属知识(firm-specific knowledge),知识将变成是企业生存的基本条件。。如当所有家庭都可以变成旅馆时,旅馆就没有存在的必要,Airbnb就会把所有旅馆取代掉。如果说数据越多越好,则拥有最多数据的企业自然形成独占。数据独占很难处理,因为数位市场不易分割,而且是跨越国界的。要把Google分割和把Standard Oil分割是完全两回事。工业时代的独占者逼消费者付出高价,数位时代的独占者则窃取消费者隐私。

数位经济也将使商品与服务的关系改变。消费者要的是即时的服务,而非商品;商品只为提供服务而存在。传统上,我们制造非常多的商品,这些装置本身都是提供服务的载体,到数位经济时代,这些载体的需要可能越来越少,甚至完全不需要载体,像音乐可直接下载聆听,不需要CD。制造商品的需求会减少,这个是好事,让我们对资源的使用减少、减少对环境的冲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所有生产活动的目的都是要创造服务,而不是要创造商品,如果商品无法带动服务作为一个载具,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而且商品最好是可以与时俱进,不同的时间可以传送不同的服务。

再者因厂商拥有数据,产生厂商与消费者之间资讯不对称,使厂商可以对消费者实施价格歧视,或针对愿付较高价格的消费者,提供较好的服务;并排除只愿付低价享受服务的消费者。厂商甚至可以形塑消费者的偏好。厂商诈取豪夺消费者的资讯,就是《监控资本主义》一书关心的问题。

新型商业模式 重塑雇佣关系

即时生产与即时消费是数位时代最佳的商业模式,据此也引起雇佣关系的巨大变化。数据的流通、数位平台串流,未来雇佣关系可能呈现没有雇主或者没有固定雇主的常态。劳动市场也将跟随剧变,对家庭、社会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农业时代雇佣关系基本上是终身的;工业时代雇佣关系虽非终身但基本稳定;数位时代的雇佣关系基本上是不稳定,雇佣关系多元化,劳工的选择机会增加,保障减少。工作型态的改变,可能也使工作和家庭不必绝对分离。

过去农工时代,讲求专业分工,而数位时代所要面对的是跨领域问题且更加即时处理问题,未来企业与部门里,相同知识背景的人才组合将不再有价值,不同知识领域的员工组合才有价值,因此企业人才的多元化是必然趋势。有能力整合多元知识的人才,是企业最珍贵的人力资产。未来拥有专门知识的人,也可能可以不再受雇于任何企业,而在市场上独立提供服务。没有固定雇主的自由业者亦将增多,雇佣关系将改变。

为了在自由市场竞争,企业只在乎知识工作者,他们的知识和其他知识工作者有加乘效用,是企业的无形资产。其他工作者,无论蓝领、白领随时可以被替代。蓝白之分并没意义,对雇主来说都只是劳工。如外送平台,Food Panda与Uber Eats是创造媒合平台制造工作机会,提供消费者与外送人员间供需的选择,消费者是透过两家公司平台使用委托外送员送餐,外送员是接受消费者委任,并不属于两家外送平台公司的正式员工,形成新型态的雇佣关系,这也将影响劳工保障相关法律的适用。

培养跨域知识人才 提升企业竞争力

数位时代也将员工区分为知识工作者及劳工,知识工作者是找数据、看数据,解决问题的人,数据越多,生产力越高。劳工是和机器(生产设备)协作的人,机器越厉害,劳工越没价值。知识工作者和劳工的分别,是知识经济下的不同阶级。知识工作者的产出和也将不受限于工作时间与工作地点,因此不需要固定时间和场所工作。劳工因为必须和机器协作,因此没有时间和地点的弹性。在传统劳力密集产业,劳工的工作技能也能透过数据累积和运用(如AI),使老师傅经验价值减损,劳工要得到劳力以外的报酬,只能靠手艺和创新,后者在少量生产的场合较有价值,以及无法数位化的艺术才有价值。

企业的竞争力来自知识创新与应用,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好的企业,拥有知识的人将为外国企业工作,他们甚至不需跨境移动,即可为外国公司工作。国家竞争力来自知识累积与应用知识能力,不是数据累积。大国在数位经济时代具有先天优势是错误的假说,就好像石油储藏量大的国家,不一定有品质好的石油公司一样。政府没有适当手段,防止人才外流(brain drain),将影响国家竞争力。

政府角色 应做好数据治理

数位经济时代,政府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数据治理(data governance),亦即数据的收集、管理、运用,包括公务数据与私人数据,政府收集越多数据越好,因此无须反对政府收集资料,但数据的管理和运用才是关注的重点。政府可以用数据来造福人民,也可以用资料来监控人民,这涉及「监控资本主义」问题,是政治问题。如果无法确保政府不会滥用资料,只好禁止政府搜集资料。我们学经济的非常担心自由经济市场基本假设的遭到颠覆,自由市场经济是假设人民比政府知道的多,如果这项假设不成立,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的假说就不成立。

数位经济时代,政府与人民关系的建立,有三个关键点:第一为信赖关系,人民和政府的信赖关系至为重要,否则很多东西无法运作,如果人民信任政府会善用数据,就会提供正确的数据,如果人民相信任政府会恶用数据,就会掩藏或扭曲数据。数据虽多但品质不良,只会误导政策,如人民健保资料若被政府恶用,政府有效控制疫情的所有手段都会破功。第二为信赖关系建立在制度和法规之上,因此政府数位治理的相关制度和法规必须要谨慎规划建置。第三为政府若拥有完整数据,人民遵法成本下降,违法动机降低,社会整体的生产力上升。现在政府知道的事情比过去多得多,因为数位化原因,在税征及个人的经济活动、收入、交易,政府能看到的数据比过去多,所以逃税会更困难、不守法被抓到的机会越来越高。

政府对于数据基本态度与基本逻辑,应该是影响未来数位时代中,政府与人民关系最重要的元素,政府如果认为所有数据皆属于国家,那就是极权的政体,政府如果认为所有数据属于人民,那就是另外一个极端,如欧盟在制定的个资规范GDPR,认为所有数据属于个人不是政府,政府只能保管、借用数据,政府永远不会拥有数据的所有权。

政府数据统筹 应设立专属机构与数据长

数据依其特性可分成三种,第一种是环境数据,像是天气、交通、水文、物价等,这不属于私人,对所有人都有用,属公共财,政府应该尽量搜集、鼓励使用。第二种是个人数据,属个人所有,非经个人同意,不能搜集、运用;要搜集、处理、运用非常麻烦,未来该如何管理各国仍在调适中,如欧盟现在制定新法律与中国科技应用间个人资料保护的对抗。第三种是物品(商品)数据,像机器、商品本身产生的数据,一般为企业所有,应鼓励搜集、交易、加值运用。第一种跟第三种数据比较不敏感,我们迫切需要处理第二种个人数据搜集、处理、使用的问题。

以台湾的角度来谈数位时代,政府需要一个专责机构,能够统筹所有资料管理,日本现在的新首相也成立设数位厅因应数位管理的需要。台湾在现行体制下,由各个部会自行管理数据,卫福部有健保相关数据,交通部有交通数据,内政部有犯罪数据等等,部会之间的数据资料,因使用目的的法规受限,原则上无法相互流通。除非因特定政策目的,而被依法授权搜集,部会不能收集个人数据,使用数据上仅限于法律授权的范围。数据若不做水平整合,无法有效被利用,政府首先应该要处理这个问题。政府应有单一机构可以整合所有个人数据,并在法律授权范围内,进行跨领域使用。政府应设有数据长制定和推动数据政策,决定搜集什么数据、做什么样的使用、什么情况下允许其他部会使用、或企业使用,这都是数位时代很重要的议题。如果政府合法收集的数据无法统筹运用,将无法提高服务人民的效能。

史钦泰

科技的加速器助长 生活、产业与未来

史钦泰(清华大学科技管理学院荣誉讲座教授、前工研院院长)

谈数位时代的科技是相当大的题目,也许可以从生活面需要来讨论,科技带来什么改变?2020年变化非常大且快速,我是个科技人,但我很早就体认到我已被科技打败,目前年轻人稀松平常实用的生活科技反而我没有办法使用,因为眼力不好,手机银幕小没有办法阅读,手机可以搜寻很多资讯、很方便,但我会按错,不敢使用app,有一下雨天我在路上要叫计程车,举着手待了半天叫不到,很多人笑我不会用app叫计程车?我终于理解到,科技会打败像我这样年纪大视力差的人,但是科技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这样理解,工程师在开发科技时,只会想到功能,不见得了解使用者需求。

驱动前端科技发展有两种动力,一是解决生活问题,二是战争打败敌人,但大部分还是影响人类生活比较有关系,像核子武器发明对人类毁灭性威胁极大,国际间纷纷规范限制发展,现在数位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如AI人工智慧),大概还没到有毁灭性的问题,因此会一直不断发展并利用。

数位行动改变过去生活模式

全球化发展、中美两强争霸及新冠肺炎大流行,正好检视科技跟人类的密切关系,原本已在加速发展的数位科技,在两强关系恶化、疫情加剧时发现数位应用与发展呈现跳跃式成长。疫情封锁人与人无法正常接触,透过数位行动的方式工作、联系、购物等。在谈数位时代要先从通讯科技说起,原本的固定式通讯,因手机行动通讯出现,通讯不再受到时间与地点影响,将人与人距离透过手机连在一起,发展至今的物联网,更将人与物全部都串连,真正的改变正在加速。科技研究发展是依人类生活基本需求与市场导向前进,从2G 、3G4G、到5G,发展至云端科技,这些科技发展都是物联网开发很重要的进程。

人类一直幻想发展人工智慧,未来机器人可能由机器人自己开发,有一天机器像人一样聪明,会不会进而取代人类,影响人类生存? 但对科学家、工程师而言开发人工智慧是一种不断探索的挑战,这些科技名词不是今天才听到,30、50年前就听过,很多可能是幻想,但现在已有部分活生生的呈现。

科技驱动的力量

1960年代美国很多大学开始研究自驾车,利用刚发明的大型电脑研究让无人驱动车运行,当时是把一台车用很粗大的讯号管线接到一个大电脑,管线不能太远,怕影响传输,透过房间内的电脑运算,车子真的可以自己走动,但动得很慢,每走一步要算非常久,传送资料、运算到判读,来回需要好多分钟,有点像老头子在跺步。时过境迁,今天自驾车到处在路上试跑,自驾技术仍不能放心,还有太多因素需要被考量,如背景、光线、行人等,都还需要再加强。

医疗科技进步也是非常快,对人的身体结构了解比上一代进步,上年纪的人都会感受到医疗科技进步对人类的重要性,利用核磁共振成像(MRI),几乎每一寸骨头都看得很清楚,如神经受到挤压等。想想,如果将来连人的大脑思考都可以看得很清楚时,到底会被拿来做什么用?不只是人脑的结构,连想什么、存在大脑里的记忆,过去发生什么变化都能透过科技得知,会是什么心情。科技是慢慢且不断往前发生,不论是科学家的好奇、好胜,或工程师想要实际上解决问题,又或是野心家想要去统治别人,这些都是科技驱动的力量。

产业解构 商业模式须要改变

2019年至今发生很多巨大变化,第一为是中美关系的改变,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竞合,经济学家提倡的全球化与自由经济原本是主流思维,以成本效益考量,在全球设置制造工厂所在地,把资源有效的利用、竞争力提升。但是中美竞争开始后,加上新冠疫情爆发,各地封城断链,全球化浪潮明显受到冲击,大部分产品及制造物料需要靠外地输入。当供应链断了,人流、物流都受到影响,必须重新布局供应链。第二为竞争科技主导权,原先科技的发展,因为人工智慧必须利用大量数据,数位数据变成新的能源、物资,社会跟经济已在改变,产业开始解构,如Uber新兴产业打乱市场管理次序,Amazon线上商店发展,让传统书店、唱片行面临倒闭,数位时代新兴产业一步步在解构市场原有商业模式,短短二十年间产业已经变调,如一台电动车把汽车之都-底特律彻底摧毁,底特律几乎变成废墟,产业完全改变,商业模式当然改变,现在如果不会上网可能就会饿死。

数位生活与工作分不开

台湾2003年受到SARS疫情教训,面对今年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影响,加强境管防疫、强制戴口罩并保持社交距离,得以有效控制。人最基本的需求就是安全健康,因为害怕所以行为改变,产业也跟着变。首先是疫情使得我们在家工作不必到公司就能完成,生活跟工作分不开。数位网路技术发展至今,上班打卡意义不大,员工在工作时总会顺便订午餐、约朋友下班后聚餐,分不开生活与工作。疫情中居家工作 (WFH) 更是如此,原本家庭必须提供的功能,如生活、工作、学习、休闲,通通在家里面发生,稳定的网路变成 WFH的基础建设,家庭成员生活也随之变调。企业也一样,无论开发新产品或是原产品生产,因供应链的裂解令整个市场需求也改变,制造智慧化、自动化加速。服务业也一样,因顾客不上门,现在无论什么生意都需要上网行销,甚至要有服务到家的概念,整个社会数位化的转型才会那么快。

危机是数位转型的关键,当今的科技是二十年来所演进累积进步的,人工智慧的发展凸显数据相对的重要,企业利用数位科技搜集各种资料,加上新的机器学习、感知科技,强化人工智慧的进程。企业ㄧ方面受限于监控、一方面要精准行销,判读要卖什么东西给消费者,在医疗方面,要精准治疗等。人类科技一直在进步,当疫情严重威胁人类生活、生命时,所有不同领域的科技加速整合。全球数位化生活是没有人可避免,就像疫情以前是局部的,现在是全球同步。人类也没有选择,必须面临数位挑战。科技早已存在,只是快或慢而已,全民利用网路、大幅增加资料搜集,数位行动人工智慧的时代,因为疫情而提早来到。

数据演算发展 须兼顾永续

数位应用已于公共防疫、监控追踪管理,如医院、家庭、物资、防疫、疫苗等。数位化也应用在家里的学习与娱乐。如台北数位园区都是年轻人,数位道具很多,如个人AR、VR等各种工具类,这也是科技开发下的产物。远距的应用,像是自驾,就算还不能安心上路,自动驾驭也已运用在仓储的搬运、或场域消毒等。另外,透过数据运算,精准行销是现在影响消费者最多的,如在网上订一间旅馆后,未来每天在脸书上就可以看到当地旅馆消息。数据搜集科技很多,收集方式不受局限,搜集内容包括时间、地点、方位、影像、温度、经常到访或居住城镇等,也包括行为、情绪都可以搜集,现在从脸面血管肌肉改变就可以知道人的情绪,其中社交资讯搜集为最多,但这也并非今天才发生,很多科技以前美、苏中情局早已在做研究开发,只是非生活应用无法立即感受。

台湾迫切需要数位科技整合,研发也需要耗费的庞大能量,因为数据化需要大量的储存,现在数位储存的产业发展蓬勃,数据快速流通、串连、运算,演运器的发明更要精准可靠且安全,精准的量测也是现在非常重要的科技,但演算法的分析发展也是一种浩劫,增加了地球的温度与废弃电子耗材等。

数据对于台湾半导体科技影响最为直接。人工智慧发展也很重要,基本上未来服务性产业都会依靠人工智慧,如果没有人工智慧快速运算很难做服务,数位发展目前不会危害人类生命,反而需要兼顾与地球环境永续发展为考量。

叶俊荣

民主治理 还须量能建构

叶俊荣(台湾大学法律系教授、前内政部部长)

数位双峰 等量齐观

数位时代民主治理的挑战与因应,挑战比较多,因应部份需要与大家一起进一步讨论,找出解方。以往资讯监控的老大哥直指政府,数位时代来临,民间网路服务业者论实力,与政府也等量齐观,一起形成「数位双峰」大数据(如图)。演算法的运用、便利与选择自由,交杂难解。不论是红灯理论或绿灯理论,绿灯理论就是可以放行往前走,所搜集的数据资料对国家治理、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安全、个人都有用;反之数据资料使用与监控令我们比较害怕的是会失去什么还不知道?是否会造成人性尊严、家庭和谐、社会的危害?在全球地缘政治竞逐下,双峰发展更为微妙,民主课责将面临挑战。如2018年美国脸书(Facebook)个资外泄听证会,脸书创办人祖克柏(Mark Zuckerberg)首次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商业及司法委员会联合听证会,就脸书不当分享用户数据作证,过去脸书一直专注于应用工具开发,但如今仅仅构建应用工具是不够的,他强调社交网路已经被使用在不当的政治手段里,脸书正在努力防范。

数位时代下的资讯搜集,可以分为政府与网路服务业者两个庞大主体,我们了解数位发展过程,过去都是以政府为主扮演重要角色,许多讨论资讯、资料、数据,最后都会参照庞大政府的动态作为。但各位如果像我一样曾在政府机关中任职,真的会感到害怕,害怕政府机关里面,真的有很多资源,掌握各方众多数据、资料、资讯。不禁要问,这些资料是从何而来?我们政府有着非常复杂的文官系统,不同的专业基于不同的需求,有些基于法律的授权,有些基于不做也不行,掌握与掌管许多数据、素材与资讯。从最基本的金融交易秩序、经济发展,背后需要有信用原则(如联合征信中心),市场要运作必须认得出来今天跟我订契约的是谁,那个人是谁?同一性、恒定性要透过户政、民政机关,依一定程序,在社会上形成社会公信,政府机关角色就出来了,无论户政、民政、地政、人民、土地、主权,牵涉到很多细节内容,若无完整掌握,无法成为共同体,连基本经济活动、社会互动之间的相互扶持,都无法确定有公信力。其他还有治安、交通、环境、天气、污染、水利、水文化等相关工作也都随着数位发展演进到今天。

我们经历资讯革命、数位时代,政府形成一座看不见的高峰,无法进行鸟瞰,恐怕任何人都无法一手掌握仍在运作中的庞大复杂系统,随着施政方向,数据在串联,透过公务员讨论、部会机关之间协调、并加上与人民互动,不断演变。真正进入数位时代后,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个越来越高的塔也准备形成另一套规则的有机运作中。

数位全球化与演算法的挑战

另一个塔就是民间的网路服务业者,以不同方式不断搜集各种资料、个人资料,并在搜集过程中,不断的累积运用,包括运用大数据、演算法,尤其是演算法,在相当技术程度内,可以预测行为模组,告诉我们可以先看这部片子、先做那件事,再可以考虑要不要行动。演算法把人类行为路径,经由个人资料演算显现出来,它不是要强制你选择,但你人生视野、抉择一直在被它导引。现今的社会,也会有很多人喜欢被导引,因为确实很方便,立即看到我想要的,但也左右着我们的思考。从威权时代到民主自由,我们花了多少时间争取独立思考与自由意识,现在却慢慢的有那么多的保母(演算公式),不断每天告诉我们可以做什么,而且有时候我们还很快乐的跟随。所以面对数位时代挑战,第一个是演算法的运用,透过各种不同的服务业者引导、告诉、甚至主宰我们。

数位时代第二个的挑战是,在全球化政治圈里,中美竞逐、互动,间接影响民间网路业者的发展与运作。民间网路业者已经掌握了许多的数据、资料与资源,但是在全球的运作,这些业者的运作并非如此单纯,在某一个国家或地方、限制某一类的服务与交易,过程中牵涉非常多复杂政治性考虑、利益冲突、地缘争夺,这些都是数位的双塔起来后,所造成的挑战。过去人类一方面是数位化,另ㄧ方面强调人类共同生存价值、理念,当中最重要的体现就是民主思维,民主法治、宪政主义观念横扫全世界。本来很乐观的人认为世界可以越来越趋于ㄧ致,但是从双子星被炸、恐怖主义再次发生之后,后续种种发展,我们发现世界其实还是非常纷乱。我们身在台湾这几十年一直在走民主的路径,面对数位化后的挑战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政府与民间网路业者形成的双塔都很强,未来当两个塔碰撞后,会产生什么火花,仍不得而知。美国与欧盟都已经在处理,那我们呢?双峰在互相交涉的过程,也许我们看得见,但是不是有些是我们看不到双峰对峙。究竟是美国政府代表所有的脸书用户,还是脸书代表所有的网路服务业者,数位时代的问题非常多,尤其两个都是庞大的资讯的收集者、运用者。

民主治理下 数位双峰之差异化监督

随着数位时代发展网路,服务业者呈现四个型态:一为网路接触服务业者(Internet Access Provider;简称 IAP),如AOL、HINET、SEEDNET等;二为网路内容服务业者(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简称 ICP),如Pchome、Yahoo等;三为网路平台服务业者(Internet Platform Provider;简称IPP),如 Google、Amazon、Facebook等;四为网路应用服务业者(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简称ASP),如金融业务软体服务、游戏软体服务、应用程式服务等。所加起来的业者非常多,相互之间也有关联、串流。虽然说民间业者彼此间具有关联,但相较于政府机关的资讯搜集更为复杂,以政府为例,机关为单位可以清楚看见归类,相互之间就有行政一体概念,如果政府要对搜集来的资讯要进一步了解,须依法行政,个资法有规定,资料搜集目的与使用目的之间要有相当合理关联性,但事实上政府是非常容易掌握、可以完整的鸟瞰。但是网路服务业者的散布甚广,他们之间能否协调,相互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联,勾勒出的图像就比较复杂一点。

政府机关与民间网路服务业者的资讯搜集方式、资料属性、资料整合、搜集速度与数量皆不同,受到的监督更是不同。政府往往是比较高的管制方式、以公权力来实行,需要时可以整合,但也受限于ㄧ些法规上限制,政府在搜集资料以主权得行使范围为界,且需经过法律授权执行,因此速度与数量皆较可确定。如不谈论宪法所保障的人权,政府可以将犯罪资料与移民资料整合,侦办诈骗案件时,诈骗业者频繁出国,检调可以即时调阅出入境相关资料,透过频繁出入及转机几个因素整合起来,与过去犯罪记录比对,就知道要到哪里去抓人,这是好事要抓犯罪。但如果不是好事怎么办?

其实政府机关的整合,在新冠肺炎传染危机中,具体展现,像这次移民资料用来确认新冠肺炎确诊者过去路径,即时与防疫中心配合,杜绝国内民众染疫风险提高,资料跨部门整合后发挥重要功能,政府机关搜集资料是基于行政一体透过行政协调、整合各部门所搜集到的资料,比较有可能整合,形成庞大的资料库。而网路服务业者能搜集到跨国境的使用者资料,且随着科技与服务日新月异、业者间彼此交流资讯,业者得以快速搜集到更全面的使用者资料。并以市场导向、服务导向,基本上是让使用者自愿提供资料,网路服务业者资料取得,更私密、更细琐、更容易串连到个人的意象,平常行为,构筑使用者习性与足迹的资料库。故两者搜集模式不同,搜集速度与数量不同,受到监督的密度也应不同。

须强化监督角色的适法性

人民要求政府原则上公开政府资讯,使人民便于取得。但如有涉及个人隐私应不予公开,如就医及用药纪录。人民同样希望网路服务业者公开其搜集使用者资料的范围、路径和用途,且要求网路服务业者提出具体的隐私和资料处理政策、公开数据,如美国总统选举期间被认证的假帐号数量。但必须对于个别使用者的网路足迹保持秘密。人民对网路服务业者的对于自身个资的保护期待不亚于对政府的要求。实际上两者所受到监督密度却十分悬殊。网路服务业者受到的监督穿透力过低,导致阳光根本无法渗入繁复而庞大的资料搜集机器中。

数位时代依法监督政府是最基本要件,一般公民社会监督政府同时也要配合法律要求,但如何监督网路服务业者?只有两条路径:人民自己监督或是政府监督。一方面我们要监督政府亦要求政府监督另外一个峰(网路服务业者),所以政府有两个角色同时存在。这是人民现在的困境,如果人民能自己监督、控管,透过网路按下同意键就能解决。但事实上同意键存在着不对等的条件,永远没办法保障我们的权益。所以数位时代常存在不对称关系,导致监督力度不同、阳光穿透力不同,且搜集模式多样化,一种是政府搜集人民资讯后自己用,一种是网路服务业者收集后自己用,另一种则是双峰之间串连、互动,以公共利益或非公共利益,政府与网路服务业者合作向业者索取用户资料或网路服务业者与政府合作向政府索取人民资料。如消费者保护、刑事侦查、防疫等。基于各种原因互动产生多种不同模式。所以又要运用又要监督,我们怎么办约束?是相当大的问题。

监督政府 落实管制网路服务业者

未来管制网路服务业者有两个面向,一为人民要求并监督政府,强化对网路服务业者监督。政府搜集大量人民资料,人民要求政府不得过度搜集人民资料,也不得任意将资料传输给网路服务业者,现行是以「个人资料保护法」规范行政对业者搜集、处理及利用个人资料监督之权责。订有服务使用者向业者侵权请求损赔之规定,亦有损害赔偿团体诉讼规定。未来须强化立法,授权主管机关对业者制定相关规范标准,让行政机关与网路服务业者合乎标准作业程序,并降低人民透过法院寻求司法或行政救济门槛。

二为人民主动集结监督业者。管制业者资料搜集、处理、利用与保存,过去着重于搜集方式与数量,数位时代下,人民高度使用并依赖网路服务,自主透过网路服务业者向其他服务使用者揭露私人生活及个资,业者更轻易搜集大量个资,在资料和技术不对等情况下,人民难以知道资料如何被处理使用。网际网路服务纵使极具公共性,业者与服务使用者仍被定位为「私人法律关系」。因此,在网路上经常心虚且快速按下「同意」键,对于同意的内容也不要太相信。人民可自主组织团体,监督业者,减缓不对等情况,面临大型、跨国网路服务业者可能无意愿与人民团体协商,人民借由透过代议机制,亦即「国会」代表人民监督业者。

数位时代 量能建构刻不容缓

数位时代下,政府不会失去角色,反而角色越来越重,更须同时扮演推动与监管。高普及的网路资源,无法完全依靠政府公权力管制。人民的量能建构(capacity-building)、民主素养、媒体识读都很重要,千万不要认为只要监督出伟大政府就能安心无虞,政府政策与行政推动也必须积极有力。唯有不断提升人民的量能建构,政府也有责任协助人民建立量能建构。人民更不能仅仰赖政府,民间社会活跃也非常重要,如民间基金会集结问题进行研讨,台湾安全也是因为有活跃的台湾团体努力而来。

政府可借由命令控制模式或协商模式管制网路业者。透过立法或行政权,要求业者配合管制措施,包括提供资讯、行为许可须符合标准配合监控等;但命令控制也有难处,政府对商业活动及网络空间活动有过度介入疑虑,反而影响民众隐私与言论自由,且许多业者是跨国企业,国家主权与法律要求也有其局限;另外是透过协商模式与业者谈条件,透过自我监管、后设管制、经济诱因、市场管制、揭露规范等,弹性贴合市场需求管制措施,但民主社会竞逐下,政府真的会为了人民最大利益进行协商模式成为难题。协商必须是「法律上授权」、「程序」、「公开透明」兼具,协商方向、主张与范围不能违反既有法律,若仅采个别协商授权更是有疑虑。

国会角色也必须演变与翻转,人民「直接」决定的空间扩增,传统上政府与人民二元思考下,国会「代理」角色产生侵蚀,私部门快速崛起并成为威胁,人民自决意识高涨,影响监督与课责模式发生变化。国会既有行政权又有制衡关系,若转由人民直接监督成本太高,何况人民连组成团体代表性都有疑虑。人民权益的守护,国会必须更关心,国会应积极透过听证会来厘清问题,听取业者、服务使用者(人民)与政府三方立场声音,界定公共利益范畴,进而面对数位时代影响与因应。

数位民主 须跨平台沟通

现今很多议题走向公与私并存交杂,传统民主正当性监督仍有必要,也必须改变。数位民主普及时,网路及资安议题,对代议制产生冲击,国会反更可以扮演监督角色,发展国会监督可能性,国会必须摆脱传统功能桎梏,蜕变成为监督并促进人民社会对话角色。数位双峰掌握人民资讯,政府与民间都有相互监督的必要,除了行政机关不断整合进步外,国会必须更努力,维持活跃的人民社会,及强化数位时代民主量能建构,更是刻不容缓。

台湾确实需要跨领域平台,集结产官学的声音进行讨论,从学术建构到政策实践,以面对全世界变动的重要议题。任何一个讨论平台都是让大家来分享看法,进一步帮台湾发现新问题,提出方针或愿景,发挥研拟作用。

本专辑文章同步刊登于「余纪忠文教基金会」网站 www.yucc.org.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