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维－劳保财务危机与改革对策

劳保结构性的财务失衡，单纯依赖公务预算拨补并非负责任的做法。图／本报资料照片

当前台湾劳保制度正面临严峻的财务挑战，2023年劳保支出总额约5,200亿元，其中高达90％（4,680亿元）是老年给付，而保费收入仅有4,700亿元。2024年预估将出现849亿元的收支短差，政府不得不持续以公务预算拨补。然而，这个财务危机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源自于2009年劳保进行老年给付改革时的制度设计缺陷。要理解这个问题的核心，我们必须从劳保老年给付制度的两个关键数字谈起：「费率」与「年资给付率」。

■费率与年资给付率的设定不合理

首先，「费率」决定了劳保的收入。目前的费率是11％，这个数字的意思是：每一个劳工将投保薪资的11％作为保费。举例来说，一位月薪3万元的劳工，每月要缴交的总保费是3,300元。这笔保费并非全由劳工负担，而是由雇主负担70％、劳工负担20％、政府负担10％。而「年资给付率」则影响未来要支付多少老年给付，目前是1.55％。每个月可领取的老年给付的计算方式是：平均月投保薪资×年资给付率（1.55％）×保险年资。以一位工作40年、平均月投保薪资3万元的劳工为例，退休后其每月可领的给付是18,600元。

问题就出在目前「费率」与「年资给付率」的设定并不合理。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财务试算：以上述例子来说，每月缴纳的保费是3,300元，40年下来总缴纳约158万元。考虑到劳保基金的投资运用，若能达到年平均报酬率4％，40年累积后的本利和约可达389万元。当这位劳工于60岁退休后，按照1.55％的年资给付率，每月可以领到18,600元。若这位劳工活到80岁（国人平均寿命），领取20年，总共会领到446万元。这个试算显示，即使在相对正面的投资报酬假设下，累积的金额（389万元）与总领取金额（446万元）仍有差距。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计算还没有考虑到一个重要因素：实际的给付是采用退休前最高60个月的平均投保薪资来计算，而保费则是根据整个工作期间的投保薪资来缴纳。由于一般劳工的薪资会随年资增加而提升，这种计算方式更加重了制度的财务负担。再加上人口老化的趋势下，缴费人数逐渐减少，请领人数却持续增加，这个缺口只会越来越大。

反观其他国家的做法就相对谨慎。美国的社会安全制度采用12.4％的费率，但年资给付率仅有0.75％；德国更是采用19％的费率配合0.97％的给付率；日本则是14.5％的费率搭配0.55％的给付率；韩国也采用9％费率搭配0.87％的给付率。这些国家都采取较高费率搭配较低给付率的策略，目的就是确保制度的财务永续性。只有台湾是采用低费率搭配高给付率的做法。

回顾2009年的立法过程，这个失衡的局面其实是可以避免的。最初行政院版本的年资给付率只有1％，之后虽然逐步调升到1.3％，但费率也相应规划在5.5％到10％之间。然而，在立法院审议过程中，年资给付率被仓促提高到1.55％，费率上限却只微幅调整到6.5到11％之间。这个只考量选票的决定，埋下了今日财务危机的种子。

■依赖预算拨补不是办法 应全面性改革制度

面对此一结构性的财务失衡，单纯依赖公务预算拨补并非负责任的做法。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全面性的制度改革：短期应调整费率与给付率的不对称，参考公教保险的做法，将费率逐步调升至15％以上，同时将年资给付率调降至1％左右。此外，应将平均月投保薪资的计算期间从现行的最高60个月，延长为最后十年的平均值，避免退休前集中提高投保薪资的问题。

中长期则应进行制度的根本调整，将劳保老年给付与现行的劳退新制整合。由于劳退新制采用确定提拨制，每月由雇主提拨6％到个人专户，财务较为稳健且不受人口老化影响。可参考公教退抚改革经验，设定新旧制分界点：新进劳工改采确定提拨制并提高提拨率，原有劳工维持确定给付制，其给付缺口则由政府预算拨补。值得强调的是，政府拨补必须建立在制度改革的基础上。目前政府自2020年起已拨补近2,670亿元，但在未改革的情况下，这些拨补只是延后问题爆发。正确做法应该是先确立改革方向，再以拨补保障旧制劳工权益。唯有如此，拨补才能发挥实质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