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艾德／政治人物如何苦民所苦？从陈吉仲谈起
昨天行政院院会上，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向院长作口蹄疫疫区除名的简报，他跟苏贞昌两人小时候都在养猪，回忆起当年口蹄疫扑杀那残忍又无奈的场景，1万8千户猪农家庭失业，台湾猪肉产值一夕之间剩下3分之1，陈吉仲原本就清苦的家庭更为此背上500万债务，看着简报，两人难免触景伤情。
这正是民进党与国民党官僚体制最大的差别，国民党人一辈子养尊处优，而民进党中，尤其老一辈的政治人物几乎都是基层出生，他们理解一般人的生活难处，他们懂一般人的喜怒愁苦。
苏贞昌、陈吉仲是养猪户，刚升任副院长的沈荣津是农家子弟，一路从经济部基层公务员做上来，财政部长苏建荣父亲是国小老师，除了教书之外还要种田才能养活一家13口，教育部长潘文忠上任后积极推动性别平权、反对针对服装仪容惩罚学生、支持教官退出校园，这些作为跟他早年在国小教书的经历不无关系。
▲陈吉仲的家庭当年也是口蹄疫受灾户，谈到口蹄疫疫区除名，陈吉仲在行政院会中哽咽。（图／行政院脸书）
在贫富差距逐渐拉开的此刻，除了财富分配之外，无论经济学或是政治学者最担心的议题，就是如今能用财富做到的事情越来越多，有钱人不跟穷人读一样的学校，不去一样的医院，甚至不搭一样的交通工具，当然交的朋友也完全不同。
当富人的生活圈跟穷人完全没有交集时，更容易进入政治核心的富人，掌权后自然也不会帮穷人考虑，不是说他们个性或道德上有瑕疵，而是他们完全没有相关的生活经验，这会造成至少三种影响。
第一个影响是缺乏理解。例如，去年陈吉仲推动禁用致死率最高、至今无解毒剂的农药巴拉刈，他父亲就曾在稀释巴拉刈时差点失明，更不用说，待过农村的人都知道使用巴拉刈的长期伤害，许多人因此洗肾、久病缠身，一时想不开就喝巴拉刈自杀也时有所闻，既然已经有了更安全的替代农药，农委会也规划了长期时程、补助、奖励金等等替代方案，那如同其他国家一样，台湾禁用巴拉刈是理所当然。
结果这样立意良善的政策，却在总统大选时被韩国瑜拿来炒作，国民党立委陈宜民更酸说：「陈吉仲不孝，连一副护目镜都不买给爸爸。」试问，如果你有老父在乡下务农，你会希望他去喷剧毒的农药吗？不要说护目镜了，给你全套的防护衣，你愿意去喷一次巴拉刈看看吗？难怪陈吉仲会罕见地说出重话：「反对的人应该自己去喷喷看。」
▲陈吉仲父亲因为使用巴拉刈眼睛差点失明。（资料照／东森新闻）
第二个影响是过于功利。例如，例如让台湾成为口蹄疫非疫区是蔡英文上任时宣示的目标之一，农委会收集专家建议排定了时程表后，在2018年7月准备拔针前，就有人「很聪明」地向当时的农委会建议，是否等到年底县市长大选后再拔针，避免拔针后若口蹄疫复发会影响选情。
如果农委会有过多的政治考量，也许台湾从口蹄疫疫区除名至今还遥遥无期，但当时的主委林聪贤也是农家子弟出生，他坚持按表操课，不为政治或选举让道，这才有了2020年6月台湾正式从疫区除名的政绩，也许这项政绩不在选前帮助不到选举，但却是实实在在改善了农民的生活。
▲农委会一切照表操课，不为政治因素改变。（图／记者吕佳贤摄）
第三个影响是骄傲自大。如果你观察出生基层的政治人物，你会发现他们在成功时更多的是在感谢别人，失败时是在责怪自己。例如这次从疫区除名的记者会上，陈吉仲从前任主委一路感谢到基层同仁，在谈到防检局已故的施泰华副局长「努力从公，在60岁往生」时更一度落泪。
你很难见到政治人物在记者会上花这么多时间感谢别人，因为对人生胜利组来说，他们一切的成功看起来都是顺理成章，他们当然也努力过，但他们来自一个没有困境、不需要烦心的家庭，所以他们从来不知道能努力也是一种运气。于是他们更多时候会把功劳归于自己，而在失败时怪罪他人，因为他们习惯被配合，当世界没有照着他的意思走时就是一种错误，那失败当然也是别人的错。
最后，还是要再强调一次，不是说养尊处优的人就是无耻，只是他们缺乏这样的生活经验去体谅老百姓的生活，导致他们对基层的理解只能来自于想像，而这种想像可能是贫瘠的、是何不食肉糜、何不戴护目镜、何不好好念书、何不找个工作，是缺乏理解、过于功利、骄傲自大式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避免的是掌权者更有可能来自于富裕的家庭，于是这种对基层生活的想像力就变得更重要，在民主社会中，透过长时间的观察，我们可以理解一个人的经验及生活方式对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他是不断地检讨改进？还是不断地怪幕僚、怪媒体、怪人民，就是不怪自己？把这些判断转换成我们投票的依据，是我们身为公民的基本责任，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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