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的忠与逆──加入共产党的爱国者（十）

林彪显然在澄清他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只是加入共产党的爱国者。他还说：「校长高瞻远瞩，早说过日本之败必从海上开其端。」「我们要建设一个以先总理（孙中山）的主义与校长的领导为根据的新国家。」他称蒋介石为「校长」，与陶希圣所透露林彪见蒋时之称呼一致。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三日，林彪第一次见蒋介石时，由张治中陪同往见，他说了一段话，可以看出他对中共的醒悟。他说：「我个人的经历也可说明：激于爱国之热忱，本于救国之一念，投身黄埔，加入国民党。至今在我脑海中犹存校长当日之教诲，后来认识到共产党也属救国，就加入了。经十几年的变故，我根本思想仍在救国。有人说共产党人多为共产主义的书本知识所蒙蔽，我看不然，可以说，凡属中共党员，皆未读过很多的共产主义书籍，只是目击中国现状之不堪，激于义愤，心切雪耻救国才加入的。」林彪显然在澄清他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只是加入共产党的爱国者。

他还说：「校长高瞻远瞩，早说过日本之败必从海上开其端。」「我们要建设一个以先总理（孙中山）的主义与校长的领导为根据的新国家。」他称蒋介石为「校长」，与陶希圣所透露林彪见蒋时之称呼一致。

蒋介石不信任林彪

《历史尘埃》一书作者高伐林访据文强之子文贯中对乃父加入共产党的原因，也说﹕「他是个血气方刚，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人，对社会对人民十分真诚的人。这样的人，年轻时很容易成为狂热的社会主义者，甚至共产主义者。」「他最初的立场，（是）基于民族主义。他成长的年代，中国面对列强种种欺负，无力应对。一代精英考虑的，就是如何找出一条新路，使中国尽快摆脱百年积弱，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我父亲那代人为了拯救中国，当时愿意实验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道路，因为苏联体制种种恶弊尚未公之于世，人们只看到它表面上的蒸蒸日上。我父亲其实三十岁之前已经成熟起来，体会到消灭一切私有财产，提倡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这种极端主张的危害和虚无缥缈，回到执行中庸之道的国民党一边。」这些话显然是文强生前告诉文贯中的，与林彪对蒋介石说法极为近似。文强与林彪同年，均出生于一九○七年。一九四二年时，林彪三十五岁，更有可能已经醒悟。

韩培德在他的专文中说：「蒋介石六十年代（时林彪已为毛泽东钦定为接班人）在台湾国民党中常会上曾说：『我不相信林彪这个人会忠于毛泽东。』……会后，陶希圣小心翼翼问蒋介石，你是依据什么判定林彪不会忠于毛泽东。蒋介石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让陶希圣查一下一九四五年的档案便知道了。」韩文还谈到林彪死后，「蒋介石不禁老泪纵横，还数次提到林彪不会忠于毛泽东，曾说：『可惜当初不相信林彪，而不敢建立这条内线。』」

陶希圣所指一九四五年档案，是指林彪在重庆见过蒋介石，在蒋之指示下，「林彪又与军统副局长郑介民长谈并交换意见，郑介民后来整理了一份秘密报告交给蒋介石。这份报告至今（韩撰文时间为一九九四年）仍保存在台湾阳明书屋（蒋介石的生前文献资料馆）。具体内容只有少数人知道。」韩培德认为陶希圣可能看过郑介民的报告。

阳明书屋原名中兴宾馆，在一九七五年蒋介石逝世后，国民党将原存放南投草屯和新店青潭等地的党史资料迁至阳明书屋，布置为「国父及蒋公文物纪念馆」。一九九六年，国民党将阳明书屋捐赠内政部转赠阳明山国家公园。一九九八年开放公众参观，因此这些档案，已经移走。

林彪与军统戴笠间的关系，在既有资料中共出现三种说法：一是一九四二年一、二月，林彪自苏联回延安，途经西安停留期间，曾与戴笠密会，事后戴笠所写报告，至一九七一年后始由蒋经国找出来，蒋介石阅后说：「雨农误我大事啊！」。

二是陶希圣所透露：蒋介石说「可措当初不相信林彪，而不敢建立这条内线。」李子弋教授也据林彪同学高魁元证实，蒋不信任林彪。

并未阻止戴笠策进

三是文子瞻生前向乃子透露林彪确有承诺戴笠为国府工作。前军统和保密局老人，都认为文子瞻为人正直，不可能造假。他告知乃子时，其兄文强仍被中共关押中，他更不敢乱说，以免危及乃兄。笔者认识文子瞻父子二人数十年，在向文公子查证前，也从未听他们提过此事，所以文老先生无必要无中生有编造此故事。

这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戴笠报告既然已送蒋介石的办公处所（来台后则为总统府），必须是在蒋看过后才会存档，所以蒋不可能说「雨农误我大事」。至于第二、三种说法则有相通处，即林彪与戴笠间可能有某种共识，戴笠确曾报告蒋介石。从戴笠在林彪返延安后，即派文强驻西安。林彪调往东北，文强又随即派驻沈阳。以及蒋介石为林彪之死落泪等事实看，如果林彪当年输诚属真，也许蒋介石曾有所犹豫，未置可否，但并未阻止戴笠继续策进。（接右页）